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之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气焰愈益嚣张。侵华日军一面加紧炮制傀儡政权，一面进一步加强军事进攻。

　　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发表声明，狂妄宣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待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关系，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这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旨在灭亡中国，宣布“彻底撇开”中国中央政府，决意炮制傀儡政权的宣言书——《近卫声明》。

　　但是，日本当局也面临着财力支绌、兵力短缺等诸多困难。日本帝国议会批准的临时军事费20.22亿日元，半年俱已用罄。1938年2月2日追加48.5亿日元临时军事费，但筹措十分艰难。侵华日军兵力达16个师团，占日本总兵力24个师团的2/3。参谋本部侦悉北方苏联远东军有28个狙击师，飞机1500架，军备远远强大于关东军。从对苏联战略考虑，应在“满洲”配备8个师团，而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则要求倾重兵于中国战场作战。双方争执不休。侵华日军也不执行大本营制定的“不扩大战线”方针。最后，参谋本部决定：应放弃以军事力量解决中国事变，而以政略、谋略为主加以解决。也就是说，军部决定实行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来解决“中国事变”。

　　1938年5月末，日本近卫内阁实行改组，将对华政策调整为“和平”的方针。原因是：日本政府发表“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后，受到国内特别是议会各政党的诘难。近卫决意改组内阁。他在日本天皇裕仁的支持下，破例选择了允诺赞同“和平”方针的第五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出任陆相。为了抑制陆军滥用“统帅权”，近卫拟邀请“陆军前辈”宇垣一成大将入阁，担任外相。宇垣向近卫提出了四项入阁条件，即：(一)加强内阁统一；(二)外交一元化；(三)对中国开始和平交涉；(四)不拘泥于“不以蒋介石政权为对手”之声明。四项条件的核心是同中国议和，解决事变。

　　5月26日，近卫对内阁进行改组。次日，首相、外相、藏相三相会议决定：在1938年底解决“中国事变”。这样，军部和内阁都作出了以“和平交涉”即政治诱降为政略、尽早解决“中国事变”的决定。这就是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和平谈判”的背景。

　　1938年初东京政局

　　抗战期间 中日秘密议

　　蒋介石与日新外相有私交

　　蒋介石对日本近卫内阁的改组十分关注，并特别关注宇垣一成出任内阁外相后的对华政策走向。蒋介石之所以如此关切宇垣一成出任新外相及其对华政策走向，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早在20世纪初“二次革命”失败流亡日本的时候，他就结识了宇垣，并且有私交旧谊。当时，担任日本陆军省军事课长的宇垣一成对流亡中的蒋介石、张群曾给予照拂。

　　上述历史渊源使蒋介石对近卫内阁改组后宇垣一成出任新外相产生一定的期待。

　　提出“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但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进言，认为“这样的话，和谈一开始就不会有希望了”。于是，宇垣“最后的态度，是不以蒋介石下野为条件，但鉴于日本国内反蒋情绪，不宜一开始就露出底牌”。经过研究，结果将文字改成为：“日本国内对蒋氏反感相当强烈，是否以其下野为条件，目前不遽为决定，留待日后商量。至其他各点，则希与乔氏进行会谈。”

　　这样，以中村丰一、乔辅三“香港会谈”为渠道的宇垣一成、孔祥熙议和交涉开始进行。

　　孔祥熙提出：“此后进行直接谈判，以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谈妥?”

　　宇垣复述了去年12月外相广田弘毅提过的条件，主要是：(一)承认“满洲”的独立；(二)华北、蒙疆(指内蒙——笔者注)作为特殊地带；(三)偿付赔款；(四)双方经济合作，共同开发资源；(五)日本在有的地区驻扎军队；(六)中国接受日本顾问或其他指导者。

　　7月13日夜，乔辅三来访中村，说：“昨日深夜接孔院长的通知，说汉口方面诚意希望和平，但日本政府果真有此诚意吗?孔院长亲自训令要我回汉口”。乔辅三说，“我预定15日乘飞机返汉口”。

　　和始末

　　日方坚持要“蒋介石下野”

　　陆相板垣征四郎原来承诺支持近卫首相实行对华“和平”方针。陆军次官东条英机是陆军新强硬派，他坚持蒋介石必须下野，日本才能议和。板垣接受了东条的主意。7月8日，在板垣陆相的坚持下，近卫内阁首、陆、海、外、藏五相会议决定：把“蒋介石下野”列为“中国现中央政府屈服的条件”之一，“尽快促成中国现中央政府分裂崩溃”。7月12日，五相会议采纳陆军提案，又决定以“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酝酿建立巩固的新兴政权”作为“对华谋略”。东京新决策的实质是日本政府要“蒋介石下野”，将其政治诱降的对象改为汪精卫。

　　这一新变化自然影响到宇垣所掌控的“香港会谈”的进程。

　　宇垣一成不肯放弃诱降国民政府的谋略，打算利用孔祥熙先前表达过想同日本外相“直接会晤”的意愿，把两国政府议和继续推动下去。对此，通过香港渠道，宇垣和孔祥熙之间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孔祥熙对宇垣表示：“我想同您直接会晤。能够见面吗?” 宇垣外相答复：“什么时候都可以。”

　　孔祥熙提问：“在什么地方会晤呢?”

　　宇垣回答：“我方认为上海是适宜的地方，但先生方面感到困难吧?因为当前上海为日本军队所占领，在那里没有贵国的警察和军队。我本人在上海，可由日本宪兵和军队护卫，而阁下在本国国内受到别国军队护卫，会被认为是国家的耻辱，您一定会感到困惑。因此，您来长崎如何?长崎主权属于日本，您受日本军队护卫，在国际法上乃属理所当然，不会成为国家的耻辱。” 孔祥熙当即答复：“好!”

　　宇垣把孔祥熙要求直接会晤的事情报告了近卫。经过与近卫、宇垣和参与诱降活动的小川平吉等人策划，拟出方案如下：(一)按照孔祥熙以前要求直接会晤时提出过的“双方暗中约定反共”与“和平后蒋介石再下野”两点主意，举行孔祥熙、宇垣一成之间“直接会谈”；(二)当日中会谈进入达成和平协议的紧急关头，如果共产党反对，尽可能促使蒋介石发动暴力政变。9月23日，宇垣外相在首、陆、海、外、藏五相会议上提出“长崎会谈”方案，并要求海相米内光政派出军舰接孔祥熙前来日本。会上，宇垣外相询问陆相板垣征四郎对该案持何态度，板垣表示：我对长崎会谈“并无异议”。

　　宇垣、孔祥熙交涉“直接会晤”

　　孔祥熙

　　宇垣提名孔祥熙为“谈判对手”

　　提到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与中国之间的议和，大多知道陶德曼调停，而对日本外相宇垣一成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孔祥熙代表两国政府进行的一次“和平谈判”，知道的人则不多。本文作者通过查阅《日本外务省档案》(微缩胶卷)、台北《蒋中正档案》披露的相关电函，并参阅当事人宇垣一成日记、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的《我的外交官一生——对华外交的回忆》和直接参加谈判的日本方面当事人中村丰一的回忆，大致勾画出这次秘密议和事件的来龙去脉。

　　6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秘书长张群，通过驻日使馆参事杨云竹、日本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的渠道，以个人名义向宇垣新外相发出“贺电”。宇垣立即复电。 这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中日两国政府高官首次直接的沟通。

　　张群抓住机会，向宇垣一成提议：“能让我们进行和平谈判吗?如有此意可由汪兆铭(即汪精卫)或者我本人出面接洽。”

　　宇垣答复说：“在贵国人士心目中，一听到张群和汪兆铭，会当即认为是亲日派巨头。不如选定同日本关系不深的人士出任我们的谈判对手。”

　　张群回电说：“阁下所见甚是。我们居于二线，派他人出面，我们在其后声援。阁下认为何人为适宜?”

　　宇垣答复：“您确定谁，那他就是贵国的使节。我们不能指定派遣何人。请贵方自行确定。但贵方既然特地征询人选，作为我个人的意见而言，派遣孔祥熙先生如何?”

　　宇垣一成之所以提名孔祥熙为日中议和谈判对手，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孔祥熙“与日本关系不深”；二是孔祥熙在日华事变爆发时适在伦敦逗留，闻讯立即回国。途中在新加坡对新闻记者说，“日本、中国打仗没有比这更蠢的事了!这是东方一件大不幸的事件。必需设法尽早缔结日中两国的和平。”

　　这样，中日之间的“和平谈判”得以成行。其后，在汉口的蒋介石政府方面派遣的使者乔辅三到达香港，日本方面派驻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进行接洽。

　　孔祥熙间接承认“满洲国”谋求日本让步

　　7月18日，乔辅三从汉口返回香港。当晚，对中村转达了孔祥熙的意见与“和平方案”：

　　孔祥熙的意见是：(一)中日两国必须早日转向日中共存共荣的路线；希望在汉口沦陷前迅速完成。(二)“蒋介石自西安事变以后，事实上是国家元首，日本要他辞职是困难的。果真蒋先生下野，将由谁同日本签订条约?又有何人具有履行条约的能力呢?”“至少在履行条约之前，蒋先生必须依然处在原有地位”。(三)希望由行政院长孔祥熙对时局负全责而辞职。

　　中村回答：“蒋介石不辞职就很难说话。”

　　接下来，乔辅三提出孔祥熙起草的“和平条件”：(一)中国政府停止反日行为。希望日本也要为远东永久和平、积极为中日关系好转而努力。(二)以签订日满华三国条约间接承认满洲国。(三)承认内蒙自治。(四)决定华北为特殊地区非常困难，但是中国承认互惠平等的经济开发。(五)非武装地带问题待日本提出具体要求后解决。(六)清算与共产党的关系，或签订加入防共协定，必须再作研究。(七)中国现在非常荒芜而贫困，无支付赔偿能力。

　　日本代表中村听乔辅三陈述后说：“蒋的辞职是重要的先决条件”；“满洲国”是“庄严的既成事实”，现在不考虑变更国名；经济开发不限于华北，而且在全中国协力进行；日本方面最重视“防共”；在原则上必须承认赔偿。

　　这样，“香港会谈”第一阶段陷入僵持状态。

　　7月22日，中村回东京请训。直到8月17日，中村奉命回香港。行前宇垣约见他，指示今后日中交涉的方针。宇垣表示：(一)他遵循日本政府的政策，坚持要“蒋介石下野”。(二)当两国正式进行和平谈判时，日本方面将由首相或外相参加谈判，要求中国方面派孔祥熙、张群、居正等人为代表。地点选在台湾或者长崎。

　　8月下旬，乔辅三、中村的“香港会谈”进入第二阶段。日本代表中村坚持“蒋介石委员长下野”为日本、中国议和的先决条件，毫无妥协余地。这就是说，孔祥熙试图以间接承认“满洲国”这样的丧权辱国的条件未能换取日本政府放弃要“蒋介石下野”的无理要求。

　　于是，9月1日，乔辅三正式通知中村停止交涉活动。

　　日本军部阻挠，“长崎会谈”告吹

　　孔祥熙派乔辅三摸底

　　6月23日，一位名叫乔辅三的“中国要人”莅临日本驻香港总领事馆，开始与中村丰一进行秘密会谈。

　　《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了乔辅三与中村谈话的过程。乔辅三对中村说：“我是奉孔祥熙的命令而来的”。“宇垣先生出任外相，日本政府现在的方针有何变化?对和平问题如何考虑?中国方面希望早日和平，认为宇垣先生是最为适宜的交涉对手。愿极为机密地通过贵总领事了解日本政府的意向”。

　　中村说，他将特电请示外务省再行答复。5天以后，6月28日，乔辅三按照孔祥熙的训令再次访问中村，希望尽快得到日本政府的回答。

　　7月1日，双方进行第三次会谈。乔转达孔祥熙的建议，特别希望马上终止战争行动。希望由中日双方直接交涉解决，“希望日本政府迅速答复”。

　　宇垣亲自起草复询稿，曾

　　实际上，陆军强硬派反对举行宇垣、孔祥熙“长崎会谈”。日本军部此刻正在加紧炮制一项设置对华指导机构“对支院”(后改称“兴亚院”)的计划，试图以这一机构统管“中国事务”，制定政治、经济、文化等政策。设置“对支院”旨在夺取外务省对华外交职权，妨碍其“外交一元化”原则的执行。而“外交一元化”正是当初近卫邀请宇垣一成入阁承诺的四项条件之一。但是，此刻近卫表示不拒绝军部上述方案。同时，他还对新闻记者宣称：“不以蒋介石为对手是帝国政府始终一贯不变的方针。”宇垣认为：近卫背弃其赞同“外交一元化”和不拘泥于“不以蒋介石为对手”声明的诺言，深感自己陷于孤立。于是，宇垣一成9月29日提出辞呈。这样，“长崎会谈”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 沈予 《百年潮》

　　200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