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由于一些“以官为邻，借官行骗”的骗子在北京向外地以“电话营销”的伎俩行骗，使地方上某些官员对此不胜其烦，折射出“京骗子”的日益猖獗，也反映中央国家机关信息公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位局长的烦恼

　　临近春节，湖南省娄底市某县畜牧水产局华局长烦恼多起来。

　　从2005年前后开始，华局长开始接到越来越多的来自北京的电话，来电者个个口气大，牌子大。华局长并不愿意理会那些“来头很硬”的电话，不过，有一个电话在华局长这里产生了例外。

　　2006年12月的一天，正在开会的华局长接到了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对方自称是农业部的人，要在全国建立重点畜牧县信息库，希望华局长支持。

　　这个电话的内容和该县作为全国生猪养殖百强县的实际情况相符，况且对方又没有提出要钱，华局长犹疑了一下，便答应开完会后和来电者商量有关具体事情。

　　让华局长没想到的是，这个所谓的信息库建设，其实就是要华局长掏1万元赞助一本书的出版。感觉上当的华局长坚决拒绝了对方的要求，并立即挂掉了电话。

　　此后，这位女士几乎每天给华局长打三四次电话，一开始是以农业部的牌子压人，后来发现不灵，就变换成求人的口气，目的还是想要华局长答应这个请求。在一次近乎哀求的电话中，对方甚至明白地告诉华局长，“哪怕拿出推销墓地的耐心和脸皮，也要打动你。”

　　不过，华局长软硬不吃，来电者在打了30多次电话之后，终于销声匿迹了。

　　记者在娄底市了解到，类似华局长的这种遭遇，多数县和乡局领导都碰到过，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时间一长，大家开始对这些“电话营销”的电话有了本能的担忧和恐惧。

　　“谁知道又是哪个骗子打来的电话！”一位副局长告诉记者，现在，很多领导干部都不接这类电话了，有的领导干部甚至在接了来自北京的电话后，只要一听对方自称是某部委的，就先否认自己的身份，“因为一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就意味着无穷的骚扰。”

　　这样的情形，记者在河南、山东、吉林等地采访时，均有所耳闻。

　　被迫换手机号码

　　内蒙古阿拉善盟某旗(相当于县)副旗长房德生也有类似的烦恼。

　　从2005年上半年开始，房旗长的手机所接到的来自北京地区显示为“010”开头的电话突然多起来。这些电话通常来头很大，比如称自己是国务院的或者是国务院某个部委的，来头最小的也自称是国家某直属工作局的，来电者口气也不小，总是直呼其名要找房德生联系工作。

　　因为主管农业，房旗长一开始对来自中央政府部门的电话还很感兴趣，他以为自己前往北京的辛苦“跑部”工作开始奏效，他总是设想，也许是某个部门要给他项目或资金了。

　　但房旗长后来发现，这些电话最终不仅没有给他解决问题，反而可能给旗里的财政带来负担，来电者的要求很简单，例如推销书籍、参与评比、参加论坛、出国考察……

　　更让房旗长惊讶的是，在答应了某个部委的电话要求后，他紧接着可能面对更大的要求。随着这些奇怪电话的增多，房旗长两年中被迫换过两次手机号码，但北京那些人还是能准确地呼叫到他的新号码。

　　到了2007年底，房旗长基本上每天都要接到两三个来自北京的电话。现在，每当看到手机上显示“010”开头的号码时，他就有些本能地紧张了。

　　“我能随时找到你”

　　房旗长第一次上当，是在2005年5月初。

　　他清楚地记得，那一次，一个显示为“010”开头的电话打入他的手机。此时，他刚从国家某部联系完有关沙漠治理工作回到家里。

　　电话一接通，来电者自称是该部门的工作人员，他轻车熟路地道出了房旗长的名字和他这次赴京的主要任务，这让房旗长对来电者的身份确信无疑。

　　“我去部里联系工作，除了部里的工作人员，还有谁会知道我的行踪及目的呢？”房旗长对记者解释他当时的心理。

　　一开始，对方着实夸奖了房旗长一番，称房是个“负责任的好干部”，并表示将为房旗长所跑的项目尽力而为。这让房旗长很感动，觉得该部门的官员“既务实又讲效率”。最后，来电者表示，希望先将房旗长工作所在的旗纳入“全国沙漠治理典型地区”，并要将该旗的经验汇编到“部里统一编写的年鉴”里，为完成这些事，旗政府需要交纳28000元的评审费。

　　对此，毫不怀疑的房旗长立即吩咐手下照办了有关汇款手续。他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如果能顺利争取到部里的项目支持，将为旗政府带来近亿元的利益，区区两万多元，不算什么。

　　此后8个多月的时间里，房旗长所争取的项目没有着落，但前述来电者的电话却是隔三岔五地打过来，有时要求旗政府出资5万元购买书籍，有时又鼓动房旗长用公款报名参加去欧洲的考察，有时则是别的要求。这让房旗长疑心渐增，他最终鼓起勇气询问那个部门的有关人员，却被告知该部门根本没有那名来电者。

　　即便如此，那名来电者依然打电话给房旗长，称自己是部里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有关基层政府到部里跑的项目，该事业单位“有很大的话语权”。

　　房旗长心里则一直嘀咕着：如果此人和部里一点关系都没有，怎么可能那么详细地了解他“跑部”的情况？他只能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和来电者周旋了，只不过，房旗长再也没有轻易汇过款。

　　到了2007年9月，尽管房旗长的手机换了两次号码，那个人依然能准确地找到房旗长，他在电话里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房旗长说：“随便你换多少个号码，我都能随时找到你。”

　　谁在行骗？

　　以中央部委名义骚扰地方官员的电话，让部委的干部也倍感委屈，他们认为，正是那些无孔不入的骗子，败坏了中央国家机关的名声。

　　记者在位于北京市知春路的一个国家机关大楼旁边看到，这个部门办公楼附近，有一些不太起眼的小楼，里面充斥着形形色色的公司和“中心”，它们很多打着该部门的旗号，称自己是直属企业或者事业单位。

　　该部门的一位官员告诉记者，那些公司其实和部门没有任何隶属关系，也没有任何工作联系。但其中一些公司的人在该部门机关有熟人，或者是曾在该部门工作过，熟悉该部门的工作流程。他们看到有地方官员前往该部门办事，就会在大门前瞅准机会搭话，进而行骗。而更多的公司或者“中心”，则打着该部门的旗号，以“电话营销”方式大肆骚扰地方官员。

　　这种“以官为邻，借官行骗”的伎俩同样存在于其他一些部委机关附近。骗子们的心理其实很简单——在他们看来，与官靠得近，就与官有关系，因此，在部委机关附近租个房子，既能体现自己的“从属关系”，也能从电话号码上更接近部委，以便于“电话营销”时冒用旗号行骗。

　　仅有场所还不行，骗子赖以生存的基础，还包括一本本时时更新的地方官员电话通讯册，这些通讯册有的从网上下载，有的以十元数十元的价格从一些所谓文化传播公司购买。通讯册上有地方官员详细的职务和联系方式。正是依据这些名单和联系方式，骗子们制造了一起又一起骗局，并让“电话营销”危害地方官员的神经。

　　就在记者采写稿件之时，北京市有关部门在京通报了三起骗子公司的案例。通报指出，一些文化骗子公司打着中央部委、协会、报社、出版社、研究会等旗号，通过给地方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打电话、发传真的方式，实施高价推销图书或要求对方出钱参加其组织的会议、培训、出国考察、评奖等欺诈行为，这些行为严重干扰了这些单位的正常工作，损害了中央党政机关和首都的良好形象。

　　通报说，发现这些不良现象后，监察部及时召开了由中宣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参加的协调会，迅速成立工作小组及以北京市纪委监察局为牵头单位的联合调查组，先后4次对8家重点涉案公司和16家文化类公司进行联合执法检查。在这次联合执法检查中，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等地区的8家文化类公司被发现涉嫌犯罪，19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安机关抓获。

　　2007年10月15日，赵永、陈宇因涉嫌诈骗罪被提起公诉。公安机关侦查认定：赵永、陈宇于2007年3月至6月，在北京市朝阳区甘露园南里1区33号楼A座056号北京宏润兴业文化发展中心办公地点内，以虚构的“中国企业发展中心”、“中国工商界领军人物(北京)论坛组织委员会”的名义，与全国多家企业联系，谎称将于2007年6月22日至24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中国工商界领军人物(北京)论坛”并需交纳相关费用，骗取北京18家企业参会费及赞助费等共计人民币15万余元。

　　山西省运城市一位处级官员对记者尖锐地指出，从表面看，“电话营销”的骚扰性来源于骗子和骗子公司的不法行为，但从根本上看，和国家部委的信息公开不充分有很大关系。这位曾经深受电话营销之苦的地方官员说，目前，国家各部委机关很少能够将自己的职能、机构设置和人员名单全部公布，这就导致骗子有机可乘。据《法制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