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版“ ”：寻找那些被遗忘的抗战烈士
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电影《集结号》的海报上这行醒目的文字，总是容易让人产生时空交错之感。那一座座高耸着的“无名”墓碑，触痛了今天人们内心中那根最柔软的弦，撕心裂肺，欲罢不能。
就在《集结号》热映的同时，一个消息传来：2007年12月30日召开的南京航空联谊会成立15周年大会上披露，专家们又发现了900多位抗日航空烈士的姓名，其中包括500多名中国航空烈士和404名美国航空烈士。
900多人的姓名同时被发现，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电影中，谷子地幸运地找到了司号员，他的47名烈士兄弟因此得以不再“失踪”，烈士家属得到的小米抚恤也可以相应地从200斤提高到700斤。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烈士们牺牲的土地上，不知已经收获了多少茬庄稼，而他们的真实姓名却刚刚为后人所知。发现烈士姓名的专家又是怎样一群人？
一份名单引出一群老人
晚年的寻找
困难始料未及
更大的构想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们在抗战中抛洒热血，为了民族和国家的统一什么都不顾，今人不该忘记他们。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头都心甘情愿地在这里工作。”1月4日中午，73岁的陈立诚老人说。
在没有太多的官方支持，没有经济上的报酬，也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筹集给记者寄一份资料的邮费都很困难的情况下，一群老人默默地投入到搜寻从淞沪抗战至1945年9月间牺牲的航空烈士英名的工作中。13年前，第一批3304名烈士的名单被整理完毕。如今，新发现的900多个名字最后的整理工作也已接近尾声。
而在这些名单背后，有一群几乎快被人们遗忘的老人。他们的名字虽然或许不曾多么响亮，但每个人的履历却都几乎足以构成一部中国的近代史。
华人杰，1941年考取西南联大，1944年参加举世闻名的“驼峰空运”，担任中国航空公司（CNAC）副驾驶。后曾任北京航空联谊会会长，2001年7月辞世。
王坚，76岁，曾在南京市委办公厅工作，其妻舅参加了1949年11月9日香港“两航”起义，在新中国刚成立时投入祖国怀抱。现任南京航空联谊会副会长。
万永熙，89岁，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高材生，毕业后在北平美军总部工作，并曾在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进修，当年作为美军技术雇员与陈赓大将相处多日，建国后在中科院工作，1968年中国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717”的显示器就包含他的辛劳，该显示器能显示256个汉字，是最早的汉字显示器之一。
陈立诚，73岁，南京航空联谊会常务理事。
……
亲历者，相关者，包括没有太多直接联系的老人，都投入到整理烈士名单的工作中。“几千个飞行员就这么牺牲了，他们都是天之骄子，最后却连名字都没留下。这几个老人现在把他们的名字找出来，刻在碑上，实在太不容易了。”华人杰之子、美中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中国办事处主任华建宁说。
因为父亲的缘故，华建宁十分了解寻找和确认烈士名单的不易。当年曾与美国人一起飞越驼峰航线的经历，使华人杰成为发起寻找抗日航空烈士名单的关键人物之一。“1992年，我父亲跟王坚商量要为抗日航空烈士立碑，然后就开始找烈士名单。”华建宁说。
据陈立诚回忆，在中美烈士名单搜集过程中，夏华（音）和万永熙起了很大作用。夏华的丈夫1946年6月曾作为副驾驶参加起义，驾驶B24轰炸机飞奔延安。“当时台湾有一本《忠烈录》，记载的都是牺牲的很有名的飞行人员名单。”这本小册子成为夏华确认中国航空烈士名单的主要来源。
美国烈士名单的整理更加复杂。因为英语好，万永熙被华人杰请来负责收集美国烈士名单。一个名叫Chick Marrs Quinn的美国女人的丈夫1945年2月牺牲在印度飞往中国成都的途中，这名妻子后来花9年时间收集资料，并在1989年出版成书，详细记载了美军在中国、缅甸、印度战场上每架飞机出事的情况。“我就根据这个资料，以及华人杰跟美国的来往信件查，一点点确认。”万永熙老人说。
“没钱没权倒无所谓，还有一些人对我们做的事缺乏认同感。”王坚说，这些年经受了太多的困难，但不被理解是最令他们苦恼的。核心的问题很简单：你们到底是在为谁树碑立传？
“那些人都是青年才俊啊，他们当年投笔从戎，报效国家，我们今天怎么能这样对待他们？”每次说起这些，王坚都很激动。
争议最后得以平息。南京航空联谊会网页如是描述建碑缘由：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民族团结抗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缅怀在抗战中牺牲的中外航空人员的业绩，弘扬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建立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
1995年，第一批3304名烈士名单刻在碑上后，还有一些人的名字无法核实。“特别是外国人名字很多残缺不全”。
10年后，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美国使馆公使衔参赞裴效贤（音）通过江苏省外办找到王坚，问他有什么打算。王坚想到了手头几百名美国牺牲烈士的残缺名单。“他立刻表示很感兴趣，愿意帮忙。”后来又找到美国国防部，以及在夏威夷的美国空军史料研究室。
作为二战老兵的后人，华建宁也参与了核实第二批烈士名单的工作。“我的任务是帮王坚找人，核实情况。从2005年初开始，前前后后折腾了1年多的时间。”华建宁说。而据陈立诚介绍，中国航空烈士第二批名单则是根据台湾的《忠烈册》。与《忠烈录》相比，前者更多是军士级的飞行人员。
900多位航空烈士的姓名，将被补刻到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上。对王坚他们来说，更大的愿望是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的早日建成。“现在已经基本确定了，今年4月3日将举行奠基仪式。”王坚说。
在4000余个烈士名字背后，是一批老人十几年如一日不懈地寻找。每个人都是一本书。这些年逾古稀的老人，在晚年却为自己的这本书增添了更加厚重的色彩。
华人杰
寻找抗日航空烈士名单，建立纪念碑、纪念馆，华人杰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人物。1941年，华人杰就读于昆明的西南联大。一份资料显示，1944年底，他被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确定为党的地下活动人员，承担为共产党传递文件、信件等特殊任务。在应征入伍后，1944年5月到1945年9月，他担任“驼峰空运”C—46运输机副驾驶，一飞就是96个来回。
“为什么我父亲后来（在组织纪念抗日烈士上）比较活跃呢？因为当年他的地下党身份，更易为各方所接受。”华人杰之子、美中航空历史遗产基金会中国办事处主任华建宁说。如今，华人杰晚年致力的工作，在儿子身上得以延续。
王坚
在有关抗日航空烈士的新闻中，王坚的名字出现得格外频繁。花白的头发，标志性的宽边眼镜，经常出现在陪同外国友人参观的画面里。作为南京航空联谊会副会长，正是他在去年年底宣布了900多名烈士姓名被发现的消息。
谈到与航空的渊源，王坚说自己的妻舅曾参加香港“两航”起义。而他自己早期参加工作后一直任职于党委部门，先后在南京市委办公厅、政协等单位工作。“随着接触的增多，对于纪念抗日航空烈士这项工作的理解日益加深，就越觉得我们的民族精神是那么可贵，牺牲的烈士更加不应该忘记。”
万永熙
1月5日下午，北京中关村一栋旧式的楼房里，万永熙老人安详地靠在椅子上。已经89岁高龄的老人，精神头好得令人惊奇。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高材生，在美军驻北平总部做过无线电维护的雇员，后来参加了国民党空军机械学校培训，1948年被一纸调令召唤到南京，又因为被分配到武汉而悄悄利用地下党给的金条逃回了北平，1949年开国大典空军检阅时在南苑机场负责维护指挥电台，参与了新中国第一台计算机的研制……老人如数家珍地讲述着并不如烟的往事。
“我之所以参与收集整理抗日烈士名单，是觉得应该给历史一个正名的机会。”万永熙说着自己的想法。
据《国际先驱导报》
老人们的故事
华人杰
王坚
万永熙
他们就剩下名字了
位于南京紫金山麓的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
陈立诚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1938年4月29日，日军为了庆祝天皇生日，派出佐世保航空队的重型轰炸机和护航的战斗机共54架，大规模空袭武汉。中国空军健儿和苏联志愿飞行员在近郊迎战。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少尉飞行员陈怀民迅速迎战，最后猛撞敌机，与日本飞行员高桥宪一驾驶的飞机同归于尽。
在高桥宪一的口袋里，找到塑料袋包好的一封信和一张照片，是他在日本的妻子美惠子写的，主要是表白自己很孤独，希望他早点回国。这个消息被陈怀民的妹妹陈难知道后，写了一封5000多字的信给美惠子：“日本军阀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沉重的苦难，同时也把日本人民推向灾难的深渊。”陈难的老师将信拿给作家郁达夫修改，郁回答八个字：“心灵之作，不必修改。”这封信连续刊载在《武汉日报》上，并译成几国文字向全世界传播。
类似的故事很多。
“为什么很多美国人来看纪念碑？他们就是找亲人的名字。这么多年，就剩下名字了！”华建宁激动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