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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年 1 月 15 日 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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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指路王”每天给千余人义务指路
  东直门地区作为北京的东大门,每天在此换乘的乘客达10万人左右,高峰时达15万人。今年,亚洲最大的七维城市交通枢纽将在东直门建成,地铁、城铁、交通轨道、城际轨道都会在这里交汇。

  进出北京的人们在这个地方如果不熟悉,难免走冤枉路,甚至迷路。不过,在东直门公共汽车站,有个耄耋之年的老人建立的“义务指路点”,专门为人指路,每天有千余人会得到老人的帮助。

  老人叫谢亮,79岁,指路是他的日常工作,每天工作8个小时,长年累月风雨无阻。不过这个工作没有报酬,他不属于任何单位,但他在京城拥有一个名号——指路王。这个名号的获得,技术含量很高,曾经得到过电脑的“验证”。

  在去年年底一场人与电脑指路PK中,谢亮战胜了电脑。一分钟内,他为13个行人指路,而那台能够查询地图为人指路的电脑,在同样的时间内只完成了5次搜索任务。

  做专业指路人

  如今谢亮的指路已经很专业了,在他工作的地方,有一张办公桌,上面摆放着《北京乘车一本通》、《北京人手册》、《新北京人手册》等旅游交通书籍,以及他自己整理出来的《指路手册》。

  每天早上,他拎着这些足有10斤重的资料步行来到他的义务指路点。他已经风雨无阻地为来去匆匆的行人义务指了6年路。

  谢亮是东城区工商局的退休干部。退休后他总想找点事情做,选择义务指路并非突发奇想,而是在经历了几次“刺激”之后的慎重决定。

  那一次,谢亮打算乘坐24路公交车,恰逢这路车线路变更,原来走辅路的,后来变成走主路,他找不到站牌了。他向路边一男子很礼貌地问路,问了3遍,但那男子始终缄口不言。谢亮感到很尴尬和郁闷,但也很无奈。举手之劳的事情,怎么就这么难呢?

  谢亮了解到,2001年途经东直门的公交线路就有64条,那里还有长途汽车站,每天有大量的外地人在此经过。“那好吧,我来专门给人指路,做专业的指路人!”

  谢亮开始行动了,他走上街头很热情主动地投入工作,见到像是要问路的行人,便主动上前:“师傅,请问您去哪?”行人说:“您干吗的?”“我就是给您指路。”行人用疑惑的眼光看看他便离开了。

  谢亮还遇到更极端的事情。“师傅,请问您去哪?”“我回家,你管得着吗!”即便如此,他也只是一笑而过,还有更多的人需要他指路。

  遇到需要指路的行人,他就带着行人找。“那时候业务还不熟练,遇到我不知道的地方,我也陪着行人四处找,四处打听。”

  经过了几天盲目地指路,他发现效果并不理想,谢亮开始尝试另一种方法。他找了一块木板,在木板两面糊上白纸,写上红色大字:“义务指路点。”这是谢亮的“第一代”指路牌。他现在用的是“第四代”指路牌,牌子是用油漆刷过的,并且“义务指路点”用中英文双语标示。

  看重行人给的荣誉

  谢亮清晰地记得,2001年9月22日这天,他举着自制的“第一代”指路牌,站在东直门公交站附近。谢亮往这一站,立刻吸引了很多行人,“效果非常好!”这超出了他的预料。从这一天开始,谢亮每天来到这个固定的地点义务指路。

  遇到别人问路,谢亮总会不遗余力地帮忙。偶尔,他也会得到回报。

  在一个骄阳似火的夏日,一名30来岁的女子扛了3个行李,满头大汗地在路边张望。谢亮忙过去问她怎么回事,得知她从东直门地铁出来时走错了出口,迷了方向,距离她的目的地还有3站地。谢亮便帮她扛起行李,给她带路。这名女子路上一再说“谢谢”,让他心里暖暖的。在他看来,这就是回报。

  谢亮在这个岗位上一站就是6年。“指路指上瘾了,只要站在那儿就特别高兴。”他说。他平时每天能给1000多人指路,“五一”、“十一”黄金周时,每天能给大约3500人指路。每当这个时候,谢亮忙得不亦乐乎。说话说得口干舌燥,但他不敢喝水,“人老了,一喝水就爱上厕所。去一趟厕所就少给多少人指路?”

  就这么一天天地站下来,谢亮对北京市的交通越来越熟悉,回答行人的问题也越来越迅速。但他长年站立工作,身体也落下了毛病,腿部出现了静脉曲张的症状,现在很难伸直。医生叮嘱他要坐着工作,但他还是坚持站着。“站一天会感到疲惫,但听到那么多声谢谢,就能把身上所有的不适化解了。”

  谢亮先后获得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首都文明奖章、首都十大公德人物、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等荣誉。但他更看重行人给他的荣誉。

  2004年,在指路点附近,有一个中年男子蹲在地上哭泣。谢亮走过去了解到,那人是来自山东的,钱包被人偷去,无法回家。“你回到家要多少钱?”谢亮问他。那名男子回答:“100块钱就够了。”谢亮给他路费让他回家了。

  但让谢亮没想到的是,两年后8月的一天,这个中年男子再次来到指路点,给他送了一面写着“无私奉献,崇高典范”的锦旗。这让谢亮很感动,在他看来,这样的回报甚至比那些奖章等荣誉更重要。

  遭遇竞争对手

  通常情况下,谢亮对行人的问题都能对答如流,唯独遇到“老外”让他犯难。3年前,一个外国人要乘坐44路公交车,不知道怎么走。谢亮不会英语,不知道怎么告诉他。他本想带这个“老外”去车站,但44路离指路点有10分钟的路程,那会儿正忙,他离不开。他想了个两全的办法:继续在这里给别人指路,遇到找44路的行人,就让人带着老外过去。可是,过了将近半个小时也没遇到找44路的。

  谢亮觉得让这个外国人等那么久,对不起人家了,于是亲自带着他去44路车站。“那天我心里特难受!”谢亮说,从那以后他开始学习英语。他找到了一位退休的80岁老教授教他英语,每周上一次课。他现在已经能说两三百句问路常用的句子。但他还想继续学英语,他给出的理由是:“今年奥运会,需要帮助的外国人更多。”

  在他工作的指路点附近,同样为外国人提供“服务”的还有谢亮竞争对手——在这里“趴活”的黑车司机。如果乘坐公交车,最多十几块钱就能到旅游景点,黑车司机却向老外要四五百块钱。

  黑车司机曾经找到谢亮寻求合作,让他推荐外国人坐他们的车,但遭到了谢亮的拒绝。他还与黑车司机划定了各自的地盘:黑车不得停在距指路点3米以内的地方。

  这无疑阻碍了黑车司机的财路。有一天,一个黑车司机找谢亮算账:“你有神经病!”拿着砖头要往他头上拍。但这没有吓住谢亮,他19岁就参军,参加过解放海南岛、抗美援朝、抗美援越等战争,此时,这名老军人指着对方的鼻子说:“我从枪林弹雨走出来,从来没想到会活到今天,我从没怕过谁……”黑车司机被镇住了,丢下砖头就跑了,此后也没再找过茬儿。

  北京的公交线路时不时有调整。天天看报纸,线路调整了,就要记录下来。谢亮正在编纂第四“版”《指路手册》。编前三版《指路手册》时,谢亮在书房一呆就是八九个小时。墙上挂着地图,桌子上、地上都是稿纸。“现在工作量太大了,要更新的东西很多。”谢亮认为自己的事业很重要,重要到要找接班人的程度。在遴选接班人的问题上,他还没有确定合适的人选,所以进展缓慢。民主与法制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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