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在回答有关富人也要买限价房的质疑时说道：如果富人不吃鱼翅，非要吃番薯，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这个极富广州特色的比喻实在太妙，因为时下公共服务与市场服务界限暧昧不清，通过这个比喻能让很多看似复杂的问题清晰起来。显然，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就是番薯，虽然不怎么好吃，但能惠及大众，管够管饱。而市场则会提供鱼翅一类的高端服务，供高端人群享用。

　　显然，我们国家目前关于鱼翅和番薯的供应有些混乱，比如说目前的高等教育收费，虽然用鱼翅形容有些夸张，但也绝不会是番薯，至少也要算是大鱼大肉吧。我们知道，我国居民天天能够吃得起大鱼大肉的也还是少数。

　　但仍然有人要求把高校学费从大鱼大肉的水平提高到鱼翅的水平。日前，茅于轼先生指出，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他认为，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通过提高的学费，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

　　茅先生这番话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很多，但也并非一无是处，他有意无意指出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窘境：我国的高等教育提供的是无差别的产品或服务，对所有的学生一律提供大鱼大肉级别的产品。对于贫困学生而言，学费已经高得难以承受，而对于富裕人群来讲，却是无可选择，只能“被迫”搭穷人的便车，不想占这个便宜都不行。

　　而在国外，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一般而言，私立大学优质优价，有钱又符合条件的那些学生可以入读。有足够水平但无支付能力的学生也可以通过申请奖学金而就读。而由政府出资的公立大学，学费则低得多，那些有心上大学而无力支付高昂学费的学生就可以去学费相对低廉的公立大学就读。如此，贫富两便，政府的教育经费最大限度地用在了穷人身上，满足了公民接受高等教育的基本需要。不是说富人不被允许占政府的便宜（也就是占穷人的便宜），而是作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项投资，绝大多数的家长和学生在支付能力允许的情况下，还是愿意选择“鱼翅”。在期盼成龙成凤这一点上，外国的家长、学生与我们差别不大。吃鱼翅的人多了，政府的钱自然可以更多地用在穷人身上。公立大学的学费就不再是大鱼大肉的水平，而是家常便饭的水平了。

　　而我们绝大多数的大学都是公立大学，都是用老百姓的钱办起来的，收起学费却比老外那些私立大学还狠，清一色的大鱼大肉，贫困学生没有选择收费低廉的大学的余地，一些人于是上不起学，公民最基本的高等教育需要得不到保障。而那些富家子弟，也只能挤在公立大学中，与贫困生争夺教育资源。这当然也是富裕学生的权利，但本来他们应该会有其他选择的。政府投入高等教育的有限资源被更多的人分享，分摊到贫困学生那里就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了。那我们的私立大学呢？对不起，由于历史的原因，现实政策的瓶颈，发展可谓举步维限，目前还处于求生存的阶段，勉强以招生收费维持温饱，大学的其他责任，尚无暇顾及。

　　茅于轼先生看到“富学生”挤占了“穷学生”的资源，观察力还比较敏锐。但开出的药方就完全错误。真正的出路，在于调整教育政策，给民办大学再松绑，给予其更多的发展空间，培养出真正的私立名校。只要政策到位，这不是没有可能。香港科技大学1991年才建立，不到20年的时间，其水平与影响已经直逼当地传统名校中文大学。而一些公办的大学，也可以引入民间资本（目前各大学负债累累，不正是一个机会吗），减少甚至终止政府财政的投入，从而减少公办大学的数量。在这些姓“私”的学校在以其质量吸引了“富学生”之后，政府的资金便可完全用于保障低收入群体的高等教育需求，将大学学费由大鱼大肉降低到番薯的水平，让大多数人可以承担。如此虽然鱼和熊掌仍不可兼得。但鱼翅和番薯兼得，还是可以做到的。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学者视线之周云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