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西门子四川公司迫于《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后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将冰箱、洗衣机的出厂价提高了3%-5%。当时我就有点担心，这种所谓的“转嫁《劳动合同法》实施成本”之举会不会演化为规模更大的行业性涨价，现在看来，这样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1月8日的《新闻晨报》报道说，上海饮料行业近三年来首次出现较大规模的涨价，涨价涉及到娃哈哈、百事可乐、芬达、美年达、农夫果汁系列饮品、康师傅、统一等绝大多数饮料品牌，涨幅在10％左右，即每瓶约上涨0.3-0.5元。上海市饮料行业协会会长陈杰解释了饮料集体涨价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所谓的“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

　　陈会长没有像西门子公司那样直接将涨价原因归咎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只是很隐讳地提到“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这一点我可以理解，毕竟饮料行业集体涨价，这动静有点大，所以低调点也是策略之一。但我很愿意帮陈会长把话说完：所谓的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其实就是企业认为《劳动合同法》加大了他们的用工成本，所以得想着法子把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近期除了《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我也实在想不出来有什么因素会让这么多企业不约而同地用工成本“大幅增加”。

　　《劳动合同法》是不是真的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我不是专家，恐怕也无法给出精确的答案，但就我理解到的《劳动合同法》的精神而言，企业这么理解不说全无道理，至少也是小题大做。我们知道，《劳动合同法》的宗旨之一是平衡企业和普通员工的权利，让企业对员工承担更多的责任，当然，更重要的是大大加重了企业的违法责任，如果企业违法裁员，其需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之前的好多倍。不错，《劳动合同法》由于强化了企业对员工的责任，企业的确需要投入更多的财力才能依法尽责，这一部分的确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尤其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

　　但请不要忘了，在《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企业和员工的权利义务本来就严重不对等，现在的制度安排只是一种“拨乱反正”，也就是说，企业现在在保障工人权利上增加的投入，本来就是一种历史欠债，是应该企业自己还的，怎么能通过涨价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来呢？

　　更重要的是，《劳动合同法》增加得最多的是企业的违法成本，而这种成本是一种隐性成本，是一种“可能”的成本，你企业只要依法用工，高额的违法成本对你来说就等于零，再说了，依法用工不是对企业的一种基本要求吗？你企业总不能把自己先摆在可能违法的位置上，然后再把“可能”的违法成本也算到企业用工成本里面并通过涨价转嫁给消费者吧。

　　话说到这里，一些企业所谓“转嫁《劳动合同法》实施成本”之举到底是何居心，已经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果是西门子单独提高产品出厂价我们还可以用脚投票的话，那上海饮料行业的集体涨价就已经让人没有了选择的余地，这个时候，负有监管责任的政府部门不能被企业所谓的“转嫁《劳动合同法》实施成本”所迷惑，而应该及时出手干预，否则的话，当这种集体涨价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不仅局面容易失控，而且也将对《劳动合同法》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而这一切，相信是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同样不愿看到的。

　　（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