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他跟随父亲从美国来到南京生活，大屠杀时，父亲和其他人一起建起了国际安全区，救助难民。70多年后，他带着一家十来口人，远渡重洋再次踏上这片土地，缅怀父亲瑟尔·贝茨，祈愿和平。

　　举家来宁过八十大寿

　　金发碧眼的一大家人，走在一起很引人注目。年纪最大的，罗伯特·西尔·贝茨先生已经80岁，满头银发，高大的身姿依然挺拔。小外孙女15岁，纯净的眸子犹如晴空。“还有两个男孩，一个五岁，一个才两岁，他们太小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大屠杀的场面太悲惨了，不敢让他们看。”

　　贝茨先生告诉记者，他和夫人已经在南京呆了一段时间，12月中旬他们来参加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活动。之后，就特意安排了儿孙们的中国之行，让两个女儿带着她们的孩子也来看看南京。“他们越小，我就越容易告诉他们真相。”

　　12月29日，贝茨带着孩子们参观了夫子庙，参观了父亲老贝茨当年建的安全区——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一带。30日下午，一家人又来到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晚上，在南京饭店，还有一场寿宴，庆祝贝茨先生的八十大寿。贝茨先生透露：“其实我的生日是在9月份，但我们想趁这个机会，在南京过一次特殊的生日。这个地方，对父亲、对我和我的家人来说，都意义非凡。”

　　54份报告天天向日军抗议

　　“1937年，父亲是金陵大学历史学系的教授，后来成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发起者之一。”小时候，罗伯特·西尔·贝茨跟随父亲，在南京生活了好几年。直到1941年，才离开中国回美国。所幸的是，1937年12月日军屠城时，小贝茨被父亲送到了东京。

　　“这是我父亲的笔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人员拿出厚厚的三本资料夹，里面全是纪念馆从耶鲁大学搜集到的关于瑟尔·贝茨博士的资料。看到熟悉的字迹，贝茨先生激动地叫起来，一页页认真地翻看。

　　“这是父亲写给《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的信，他是1938年第一个完整向全世界公布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的，很多资料就是我父亲提供给他的。”

　　“这是写给SONE夫人的，我当时在五台山小学读书，她是我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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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茨先生说，父亲跟他讲过一些有关大屠杀的事情，他一直记得清清楚楚。在日军进城之前，父亲就意识到，日军攻占上海后大肆屠杀无辜平民，同样的悲剧也可能降临到南京难民头上。于是，包括父亲在内的15个人首先建立了“安全区”，并与日军进行交涉，要求保证安全区不会遭到空袭。接着，在日军进入南京城后，这个委员会尽一切可能保证“安全区”的安全。父亲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魏特琳一起，救助了大量的难民。

　　从1937年12月14日到1月2日，短短的20天里，委员会写了54份报告。“他们将每天发生的惨剧都写成报告，表示抗议。先是交到日军司令部，对方毫无反应，后来又送往日本大使馆。”

　　这些报告后来在东京审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战后，贝茨博士作为证人出席了东京审判。“日本人的新闻宣传攻势太强了，父亲跟我说，大屠杀之后他到东京，完全听不到一点关于大屠杀的声音，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几乎怀疑是不是真的发生过。幸亏，他一笔一笔记下来了。”

　　希望展板上用父亲中文名

　　参观中，一家人沉默不语。静静地看，静静地听。15岁的小外孙女Sarah，拿着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一路不停地画，画张纯如、画纪念馆里的雕塑。

　　“我读过她的书，书里有外曾祖父的照片。”Sarah说，一年前，在妈妈的介绍下她读了张纯如的《南京浩劫》。在美国，没有多少人知道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她读完之后向身边的同学讲述，他们觉得难以置信。“我要把在中国看到的画下来，熊猫、茶艺表演……这些美好的，还有纪念馆里的这些，全都带回去给同学们看。”

　　“国际友人救援南京市民”的展区，魏特琳的旁边，就是瑟尔·贝茨。站在父亲的画像前，看着那张和自己极为相似的面庞，罗伯特·西尔·贝茨先生久久凝视沉思。

　　“为什么不用父亲的中文名字？他有一个中国名字！”贝茨先生看着展板上的介绍，突然有些激动，通过翻译向纪念馆工作人员反映。“父亲的中文名叫贝德士，在网上输入一查就能查到很多，但是叫他瑟尔·贝茨，反而很多人不知道了。”贝茨先生告诉记者，他父亲一辈子喜爱中国历史文化，他在耶鲁大学取得了中国历史学博士，因此，也特意为自己取了中文名。在中国教书的时候，大家都叫他的中文名。而一家人虽然不认识中文，但对于“贝德士”三个字，却都认识。

　　工作人员解释，展板上为了统一，大写用了国际友人们英文名的中国译文，但在小字的简介里，已经注明“中文名为贝德士”。不过，贝茨一家人觉得，中文名应该更醒目些，“大家都知道他叫贝德士。这，才是他的大名。”

　　快报记者 孙兰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