偿还亡夫千元贷款

　　她双目失明，且只能在地上爬着走，家里一贫如洗。8年前，丈夫临终时告诉她，尚有1000元银行贷款未还，从此，她开始了为夫还贷之路。没办法，她只能放下尊严行乞，8年来受尽屈辱，历经辛酸，终于还清了贷款。但她感到，自己的生命也即将结束。她的想法和丈夫一样：“不能欠国家的钱，借了钱哪能不还？”

　　11月23日，重庆垫江县高峰镇石丰村1组，周安会一贫如洗的家中。“8年了！我这钱来得不容易啊，但借了钱哪能不还？”周安会现在终于可以安心了，她患有胆结石，肝部痛了、硬了几年，邻居说她可能还有肝硬化。周安会说，不管自己还能活多久，能在有生之年，将欠国家的钱还清，她死也瞑目了。

　　1999年7月，她的丈夫宋吉明因食道癌去世，身后留下了他为治病而借贷的1000元款项。但对她来说，1000块钱无疑是个天文数字，家里的钱加在一起不足10元，连丈夫的尸体都是村民帮忙草草埋葬。

　　周安会5岁时患小儿麻痹症，从此无法站立。她母亲想了个办法，用旧鞋底、谷草、破布和塑料布做两个护膝，周安会就这样跪着、爬着长大。20岁时，她又患眼病，吃了很多药，眼睛没治好，反而让两只手不听使唤。不久，眼睛彻底失明，完全沾一起睁不开，一双手也仅有拇指和食指能勉强活动，其他的手指，只能终年弯曲着。33岁时，她嫁给了同村的宋吉明，育有一儿一女。

　　“因为穷，女儿12岁就执意外出打工，不久，她爸就死了。”周安会说，女儿出去后再没回过家。儿子宋文俊比姐姐小3岁，爸爸去世时，他才9岁，上小学。

　　周安会的家，只有两间屋，是那种透风的穿斗房，她的床距灶台不足一米远，屋里又脏又乱，她却能准确地找出她要的东西。

　　灶台上，只有一包盐、一碗咸菜，和一碗能照出人影的稀饭。米缸里，还有一点米。“我已快1年没吃过肉了。上次吃肉，还是邻居杀过年猪，给我端了点来。”周安会说，她想吃肉。

　　“她平日吃得最多的是包谷羹或红苕，要不就不吃。”邻居于行珍说。

　　因为没劳力，自丈夫去世后，周安会家的田地就让给村民种，每年，种地的村民低价卖给她一些粮食，或不时为她送点杂粮来，这成了周安会8年来主要的生活来源。

　　每年约200元的残疾人补助，这是周安会在丈夫死后惟一的经济来源，同时还要供儿子上学，每学期学费和书本费是160元。

　　当年11月份，贷款就将到期。周安会默默在心里计算着还款日期。她想到卖房子，但邻居们劝她：“房子卖了，你和儿子住哪？”周安会想了又想，这房子确实不能卖。这时有人给她出了个歪主意——外出行乞。

　　“那怎么行！”周安会第一个反应是“脏人，丢脸”。那晚，她缩在被窝里，听着儿子轻微的鼾声，不能入眠。

　　第二天是周末，天刚亮，她就叫醒了儿子：“幺儿，快起来，和妈妈去挣钱。”

　　周安会让儿子牵着来到高峰街上，4公里长的公路，他们走了近4个小时。周安会护膝下的膝盖已痛得发麻。

　　“妈妈，我怎么在同学面前抬头！”当得知妈妈要带着自己在高峰街上行乞时，儿子宋文俊说。

　　周安会搂着儿子，不停流泪：“儿啊，妈知道难为你了，但我们要还钱啊。”

　　第一天的收获有20多元，其间，宋文俊“失踪”过几次——因看见了同班同学，他不得不暂时避开。

　　这20多块钱让周安会有了希望，她对儿子说：“下次，你把我带到这里就回去，晚上再来接我。”第二天，周安会讨到18元。“只能周末出去，孩子平日要上学。”周安会不想耽搁儿子读书。

　　寒假到了，周安会决定带着儿子出趟远门，到16公里外的垫江城。

　　16公里的路程，周安会走了整整3天。到垫江城时，天已黑尽。那天，下着大雨，风很大，周安会和儿子躲在一商场屋檐下，又冷又饿。膝盖处已在流血，痛得钻心。她摸了摸腰间，沿途讨来的30多块钱还在。宋文俊依在妈妈怀里：“妈妈，吃点东西吧。”周安会这才想起，3天来，他们一共才吃两顿饭，那是好心人给他们的，其余时间，饿了就只喝点冷水。

　　周安会摸出1块钱：“你去买点吃的吧，我不饿。”

　　“妈妈，你不吃，我也不吃了。”周安会听了心里一酸。

　　这时，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耳边响起：“你这个人自己出来就行了，还让孩子出来吃苦？”得知母子俩的情况后，对方沉默了，带他们来到一小旅社，为他们付了住宿费。

　　还有一次，母子俩从垫江走到长寿，沿途行乞。走到交界处时，一骑摩托的男子见他们实在走不动了，将他们载到长寿县城，分文未收。周安会说，这几个人，是她8年行乞过程中，对她最好的。

　　饿了就喝自来水管冷水；天黑了就住桥洞或别人屋檐；冷了，母子俩就相拥取暖；因为到处走，以前3个月才换一次的护膝，现在每月要磨破一副；膝盖上长期磨起的老茧也全部磨掉，常常是血淋淋的……8年来的辛酸，周安会一忆起就哭，但眼泪却无法从粘合的眼睛流出来，只能往肚里咽。

　　一次，周安会带着儿子到垫江县澄溪镇乞讨，天黑了还没找到地方住。周安会坐在路边，将沾满血的护膝取下，让膝盖休息一会，再绑上。

　　起风了，眼看要下雨，周安会挣扎着拉上儿子就走，找到一处桥洞，饿着肚子很快就睡着了。半夜，他们被打雷声惊醒。下大雨了，桥洞地势低，流下来的雨水已将他们全身浸湿。

　　两人挪到高一点的地方躺下，周安会习惯性摸了摸腰间，突然哇一声大哭起来——那个捡来的方便面口袋已不在了。当儿子告诉她，捆住口袋的绳子是被齐刷刷割断时，她明白，是被人偷了。

　　“口袋里装着100多块钱，是我们讨了一星期才讨来的，那个挨千刀的。”周安会现在说起那个贼，还咬牙切齿。

　　一时间，她脑子里一片空白，对她来说，这是多大一笔钱啊。雨中，周安会和儿子蜷缩着，脑子里尽是丈夫临死时的模样。周安会拼命将头往大桥的石壁上撞，哭着说不想活了。宋文俊在一旁吓呆了：“妈妈，你死了，爸爸欠国家的钱哪个来还？”听了这话，周安会呆了——钱没还完，她还不能死。

　　“讲起都丢人，但实在是没办法。”周安会说，在外讨饭要将‘脸’放到口袋里。“饭馆老板见我们去了，多远就过来，像撵野狗一样撵我们走；客车根本不让我上车；常有人骂我是骗子；还有小孩子追着取笑我残疾；还有人朝我们吐口水……”

　　2001年7月11日，周安会带着近一年辛苦讨来的500元钱，来到垫江县高峰镇农村信用合作社，将丈夫生前贷的1000元钱还了一半。信用社经办人陈明贤在还款凭证上写下这么一句话：“此款因本人死亡，妻子瘫痪失明，两小孩到处流浪。妻子化缘偿还，故未收利息。”

　　2005年暑假，在给母亲留下一个暑假讨来的300多元钱后，刚读完初一的宋文俊突然失踪了。“他托人带话说去广东打工了，他受不了那种出门乞讨的生活。至今也没回来过，也没寄一分钱。我知道，他没什么文化，这些年在外面也活得艰难。”

　　儿子走后，周安会的收入大打折扣，出门的时间也少了。“我看不到路，要饭都要不成。”她只能不时摸索着到高峰场镇走走，看能不能讨到点稀饭钱。讨来的钱只能勉强让自己不被饿死，直到今年10月7日，她才凑齐另外500元。

　　还了这500元钱后，信用社工作人员叫住周安会：“你还了1000元，还有一笔，也是1000元。”周安会脑袋顿时一片空白。但别人跟她说了，白纸黑字的有他男人生前签名。她这才明白，丈夫当时贷了两笔款，共计2000元。“大概是因为怕我受不了，所以他临死前，只说了一笔。”

　　想到这笔钱已贷了9年，不能再拖了，周安会决定去找人借。“我宁愿欠别人的钱，也不想欠国家的钱。”

　　11月23日中午，周安会再次来到信用社，递上她找人东拼西凑借来的、包了4层塑料口袋里的1000元钱。“欠你们的钱比欠国家的安心些。从今年起，我每月有近40元的低保，再出去讨一点，我会还你们的。”找人借钱时，周安会这样说。

　　“我们相信她。”借给周安会钱的村民说：“只要有钱，她一定会还。再说，她这么穷，不能看着不管。””高峰信用社主任李友昌23日中午得知周安会的事，当即拿出50元钱捐给她，信用社当班的4名工作人员，转眼就为其捐了100余元。

　　李友昌说，他们之前根本没想到这两笔钱能收回来，已准备将其纳入呆账处理。

　　周安会乞讨的日子并没结束，因为还要还村民1000元借款。她说，等所有钱都还清了，她就在家等待“失踪”数年、让她魂牵梦绕的儿女。再有，就是等死。

　　重庆晚报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