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拒绝签字导致产妇母子双亡的事件引起了广泛的社会讨论。日前，北京市扶公律师事务所的赵廷凯、张浩然律师联名起草了一份《关于请求对〈医院机构管理条例〉进行修改的建议》，前日以挂号信的形式送往国务院。赵廷凯和张浩然认为，李丽云事件暴露出现行医疗机构手术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应该适当修改现行《医疗机构管理条例》（下称《条例》），从而更好地维护人类生命权，同时也为医护人员创造更为宽松的执业环境，更好地救死扶伤。

　　签字有弊端：

　　生命权高于坚守制度

　　两名律师提出修改《条例》的三点理由。

　　第一、《条例》中关于没有家属或关系人同意并签字不能进行手术的规定，有违医疗机构救死扶伤的宗旨。《条例》第三十三条虽然对医疗机构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的情况作出了规定，但两名律师认为，救死扶伤是医疗机构的宗旨，当生命和签字两者发生冲突时，显然应该选择生命而不应该是签字。

　　第二、以家属或关系人是否签字决定是否手术存在隐患。两位律师认为，患者的生命权首先属于自己。患者既然到了医院，就意味着其将生命健康托付给了医师。另外，家属和关系人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及医学知识存在差别，很可能做出贻误治疗的决定。

　　第三、将医患关系一律按合同关系对待不符合医疗行业特点。两名律师认为，医疗服务特殊，专业水平极高，将医患关系完全按照合同关系对待，各种检查、治疗都要签订合同行不通。这种倾向有违医疗服务本身的宗旨。

　　签字很合理：

　　知情权防止权力滥用

　　北京朝阳医院的法律顾问胡文中认为，目前的制度是合理的，法律不可能完全没有漏洞，肖志军一事只是特例。朝阳医院京西分院副院长赵立强称，他从业二十余年，此事是第一次遇到。胡文中表示，患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才是更根本的权利。如果法规承认了医疗机构有“强制救护权”，可能导致权力滥用，引起更可怕的后果。相关建议：

　　明确细则给医师松绑

　　张浩然律师表示，目前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不够详细，应该明确相关细则。比如规定了“取得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却没有在法律上规定“家属”和“关系人”如何界定。比如规定“遇到其他特殊情况时，经治医师应当提出医疗处置方案，在取得医疗机构负责人或者被授权负责人员的批准后实施”，却没有规定哪些情况属于“其他特殊情况”。建议处理紧急情况时，应既保障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也赋予医疗机构在无法取得相关人员同意的情况下，有按照医疗机构认为正确的治疗方案实施抢救的权利和义务，此方案如符合现行医学科学的要求，不承担法律责任。

　　记者手记：

　　制度的支持在人心

　　几乎从未进过大医院的肖志军，面对医生的好意劝说和努力治疗，选择了不相信。面对病友承诺的一万元，他仍然选择了不相信。而医院方面同样不相信，如果他们强行实施了手术，失败后家属不会追究他们的责任。正是这一个又一个的不相信，让李丽云和她的孩子走向不归路。

　　这是信任的危机，而制度，就尴尬在其中。“签字才能手术”限制着医生的权力，其预设前提是患者或家属有正常的理性并且想生存下来，如果丧失了理性，甚至患者根本不想生存，这个制度就会违背原意。同样，动摇了签字手术权，让权力回归了医生，又会面临如何判断医生的动机和道德品质的问题。医患博弈之下，丧失理性的家属毕竟比动机不良的医生要少得多，于是，制度倾向了“签字手术”这一端。

　　再完美的制度设计，也无法考虑到现实中所有的复杂冲突。比如制度即使表示可以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也无法穷尽特殊情况的各种可能，那么遇到情况判断它是否特殊，依靠的还是人心，是责任感、道德、相互信任等制度外的东西。只有这些真正建立起来，李丽云的悲剧才能真正避免。综合《新京报》《北京晨报》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