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在纳粹设在捷克的著名集中居住区特莱西恩施塔特，一个同是囚徒的女艺术家，曾冒着风险教孩子们画画。他们不画集中营地狱般的生活，而是画花、风景，女画家希望让孩子们被毁灭的心灵能得到恢复。

　　虽然这位女画家有着一流的艺术才华，却默默坚守着她的工作和人生，在她死去六十年之后，才在世界各地重新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她的名字是：弗利德·迪克一布朗德斯。

　　在艺术摇篮里走向成熟

　　1898年7月30日，她生命的开端是在奥地利的维也纳。母亲早逝，在文具店工作的父亲将她一手带大。

　　1915年，17岁的弗利德成为Franz Cizek的学生。Cizek所注重的艺术教育改革，是要发展未经雕琢伪饰的艺术。来到课堂上，他常常对弗利德和她的同学们这样直称，“今天，让我看一看你们的灵魂!”Cizek的艺术教学改革，给了弗利德巨大的影响。

　　战争在进行，时局也在变化，昔日的天堂维也纳，开始挤满了潮水般涌来的战争难民。基本的食品开始短缺。很难想象，就在这艰难时期，瑞士画家约翰内斯·伊腾，在维也纳开设了艺术学校。师从伊腾的一个意外收获，是21岁的弗利德被带进了赫赫有名的包豪斯。

　　包豪斯是开创现代建筑的四位大师之一格鲁皮乌斯在德国魏玛创办的。那是1919年，战争刚刚结束。学校开办不久，伊腾就收到格鲁皮乌斯的邀请，带着几个自己最得意的学生，一起加入。他还是当教师，带去的学生就成了包豪斯的学生，在他们中间，就有弗利德。

　　弗利德在包豪斯如鱼得水。就在这一段时间里，她也以痛苦的方式，完成了从女孩向女人的转变。她和一个学建筑的大学生，双双堕入爱河。那就是和她一起去包豪斯的弗朗兹·辛格。

　　但是，他们的爱情并不顺利。弗朗兹后来爱上一个名叫艾咪的女歌手，不久之后两人就结婚了。

　　此后在人们的印象中，弗利德没有太大变化，还是那个风趣、富于热情、不停地冒出新想法的女孩。可是，在这样的外表之下，躲藏着另一个弗利德：她变得过度敏感、忧郁、孤独。

　　婚后的弗朗兹和妻子有了一个孩子之后，他却又回到弗利德身边，成为她的情人。对弗利德来说，如今回来的，还是她深深爱着的同一个人，却已经是别人的丈夫。她无力推开弗朗兹，无力理清自己，更无力摆脱这样的困境。

　　1923年，他们已经离开包豪斯，开始自己的事业。几经周折，他们从德国回到奥地利，在维也纳建立了“辛格一迪克工作室”，工作室的事业十分兴旺。可是两人之间复杂的私人关系，却令弗利德越来越困惑。正如，她一直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孩子，但她几次怀孕，最后却都顺着弗朗兹的意思去堕胎了。

　　这样的状况维持了差不多有七八年。而弗利德终于在多年挣扎之后，选择了主动离开。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弗利德受维也纳市政府的邀请，得到一份向幼儿教师们教授艺术课程的工作。对弗利德来说，创作的成功，并非是她寻求的艺术生涯的全部，这是她内心真正企盼多年的机会。也许，这就是她接受的早年教育中，大师们留下的痕迹。

　　在危险逼近中思考

　　可是，这样平静愉悦的教学生涯并不长久。

　　20世纪30年代初的奥地利，右翼势力已经很强。希特勒一上台，包豪斯立即被封闭了。天性自由的弗利德无法容忍对艺术自由的扼杀，也无法容忍纳粹对犹太人的敌意。36岁的她孤身一人，在奥地利纳粹得势的时候，试图加入反法西斯的行列，因而走向左翼，参加了奥地利共产党。

　　在弗利德的朋友圈子里，人们每天都在这样的选择中挣扎：是留在那里与法西斯斗争，还是逃离奥地利？对当时的弗利德来说，逃离是羞耻的。弗利德帮助朋友们在画室藏匿了一些私人文件。可是有一天，她的工作室遭到搜查，搜出了一些假护照。她马上被逮捕了。在令人几乎目盲的强光下，她在审讯中保持了沉默。最后，法庭没有给她定罪，她被立即释放。一出监狱，她随即离开维也纳，前往布拉格。

　　走进布拉格，弗利德的艺术风格突然变化，她离开新潮，离开包豪斯的结构主义，离开所有高调的形式，回到淳朴的画风。她全神贯注地开始大量的绘画创作：风景、人物、静物，常常带有装饰风格。她似乎要通过这些绘画中清纯的美，来救赎和寻找本原的自我。

　　在绘画的同时，她热忱地投入了对难民儿童的艺术教育。她已经不能放弃在维也纳开始的艺术教学实验，那是她的专业。同时，她和维也纳设计领域的朋友们联系上，又开始新的合作，不仅设计纺织品，还参与公寓翻新的建筑设计。她和住在维也纳的父亲也联系上了，因此得知，自己的姨妈和她最小的儿子巴维尔·布朗德斯一起住在布拉格。这时的弗利德，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亲情的抚慰。这个偶然的相会，为她的生命带来了一个新阶段，她和巴维尔相爱了。

　　1936年4月29日，38岁的弗利德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但是，她已经无法得到自己长久梦想的孩子。她婚后有过一次怀孕，但是流产了。她失去了最后一次做母亲的机会。

　　1938年9月，德国和英国、法国、意大利一起签订的“慕尼黑协定”，致使希特勒掌握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局部领土。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不再是一个安全的国家。纳粹在欧洲开始公开迫害犹太人。

　　朋友们都关心着既是犹太人又是知名艺术家的弗利德，告诉她必须尽早离开。可是，人们发现，所有这一切坏消息对弗利德几乎没有影响。她仍然在忙着她的绘画和儿童艺术教育。她不走的原因只有一个：逃亡对她的丈夫巴维尔已经太晚，他不可能再取得护照了。

　　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东西

　　从1938年到1942年，弗利德和丈夫巴维尔一直躲避在乡间。他们来到罗诺弗。那是巴维尔出生的小镇，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弗利德写道：“那里是如此祥和，哪怕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坚信，有一些东西，是邪恶永远无法战胜的。”

　　随着德军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逐步占领，情况在恶化。他们的生存除了依靠勇气和希望，还依靠一些非犹太居民的帮助。

　　希特勒决计大规模扫除犹太人。1942年春天，巴维尔的母亲和大哥大嫂，被驱离遣送，后来很快死在不同的集中营。

　　1942年的深秋，他们自己被遣送的通知，终于到达了。弗利德异常平静，当地的小店主回忆说，弗利德走进她的商店说：“希特勒邀请我去赴会呢，您有什么保暖的衣服吗？”小店主给了她一件灰色的外套，又暖和又结实，怎么都不肯收钱。弗利德最后送了她一张画。

　　1942年12月17日，巴维尔和弗利德抵达纳粹建立的犹太人集中居住区：特莱西恩施塔特，成为囚徒。弗利德的编号是548，巴维尔是549。同时抵达的共有650名犹太人，在二战结束的时候，他们中间只有12人幸存。

　　特莱西恩施塔特原名特莱津，是18世纪的一个城堡，后来成为六千人口的一个小镇。1942年，纳粹把全部居民强行迁出，命令迁入犹太人，建立了旨在“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的集中居住区。这里其实是个中转站，有14万犹太人通过这里被转送其他集中营，其中多数被送往著名的奥斯威辛集中营。

　　在集中居住区，男人、女人和孩子是分别集体居住的。在这里住过15000名儿童，类似学校的教育课程是被禁止的。可是，弗利德和一些艺术家、学者，以文化闲暇活动的名义，开始对孩子们进行正规教育。

　　弗利德爱孩子，也从艺术教育的角度切入心理学，因此，面对这些被囚禁的、失去父母的孩子，她是最恰当的一个教师。她知道怎样把他们从悲伤的死胡同里引出来。她引导孩子们的心灵走出集中营，让他们闭上眼睛，想象过去和平宁静的生活，想象看到过的美丽风景，让自己的幻想飞翔。她带着他们来到房子顶楼的窗口，让他们体验蓝天和远处的山脉，画下大自然的呼吸。

　　弗利德的遗产

　　1944年9月，巴维尔和其他共5000名男囚徒，一起接到了将在28日被遣送的通知。弗利德立即扔下一切，来到决定名单的委员会，要求与丈夫同行。四年前，她拿着护照却拒绝离开危险的捷克斯洛伐克，今天她明知前面是死亡的威胁，却义无反顾地要求前去。

　　弗利德被拒绝之后，再次坚决地要求把自己补进下一批的遣送名单。朋友们都劝她留下，她也有充足的高尚理由留下——孩子们和工作需要她。可是，对弗利德来说，思维的逻辑是那么自然。这样的逻辑，和她全部的思维存在，是合为一体的：她爱自己的丈夫，她要和巴维尔在一起。

　　她的要求被批准了。在离开前，她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是和宿舍的管理员韦利·格罗格一起，小心地包好所有孩子们的画作。抬上阁楼，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

　　巴维尔离开一个多星期后，1550名囚徒，都是妇女和儿童，被装上运牲畜的闷罐车送走。日夜兼程，两天以后的中午，他们到达奥斯威辛。第二天一早，也就是1944年10月9日，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被送入毒气室谋杀。其中，就有弗利德·迪克-布朗德斯。

　　在二战刚刚结束的1945年8月底的一天，幸存下来的韦利·格罗格，提着一个巨大的手提箱，来到了布拉格的犹太人社区中心。箱子里是将近4500张弗利德的孩子们的绘画。那些画作的主人，绝大多数已经被谋杀在纳粹的毒气室里。15000名曾经生活在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犹太孩子，只有一百多名存活下来。

　　人们一直熟诵着那句名言：在奥斯威辛以后，写诗是残酷的。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无法理解和接受：在集中营之中，绘画依然美丽。这些被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犹太儿童的图画，曾被久久冷落，没有人懂得弗利德，也没有人懂得这些儿童画的价值。韦利·格罗格说：“随着时间的流淌，他们懂了。”

　　林达/文 摘自《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