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和卓越的领导人，也是知识分子的伯乐。周恩来一生酷爱读书，他与图书和图书馆之间，有着一段特殊的缘分。图书馆在周恩来青年时代，对他接触进步思想、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到了重要的影响；而周恩来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无论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青年时代在图书馆博览群书

　　周恩来在学生时代就善于利用图书馆获取知识，扩大眼界。1910年他在沈阳上小学时，学校里有一个规模不大的图书馆。周恩来深感学校规定的课程不能满足自己的求知欲，经常利用课余时间到图书馆和阅览室博览群书，他最爱读的是《离骚》《史记》《汉书》等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学、历史书籍，非常欣赏《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在学校进步教师的影响下，周恩来读了历史上一些热心改革的政治思想家的著作，如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以及《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书籍。他还读过宣传反清思想、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报章杂志，如《民报》《国风报》《国粹学报》《东方杂志》等。从这些书报中，周恩来了解到清朝政府腐败黑暗、人民苦难已极、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了解到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家为推翻封建统治，挽救民族危亡而英勇奋斗，流血牺牲的革命业绩，从中接受了民主主义的思想影响，激发了爱国热情和追求真理的革命责任感，周恩来在回忆小学这段经历时说：“十二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

　　1913年秋，周恩来考入天津南开中学。该校图书馆的藏书比较丰富。他在这里接触到不少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著作与报刊，以及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这对青年周恩来接受民主进步思想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1957年周恩来在天津接见外宾时曾回忆说：“我还是感谢南开中学给我那些启蒙的基本知识，使我有可能寻求新的知识。”

　　1917年9月，周恩来赴日本留学。不久，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周恩来从学校图书馆借来一些马恩著作潜心研读，表现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与信仰。1920年1月，周恩来赴欧洲勤工俭学。1921年3月，他在巴黎加入了共产主义小组，不久，周恩来与赵世炎等建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组织。他不仅从图书馆借来大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而且还自己创办了一个规模不大的流动性图书室，亲自搜集马克思主义读物和报刊资料，并自己动手做图书登记工作。小图书室对旅欧同志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起到很好的作用。

　　战争年代为丰富图书馆藏书殚精竭虑

　　1924年，周恩来根据党的指示回国。长期以来，他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肩负繁重的领导工作的同时，对党的图书馆事业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利用他在国统区工作的方便条件，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许多图书馆搜集、募捐到一批又一批的图书报刊，有力地保证了这些图书馆的书刊来源。

　　1938年5月，周恩来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获悉我国第一部20卷本的《鲁迅全集》即将出版，当即预订了精、平装本各10套。书购齐送到延安后，分配给鲁迅图书馆、鲁艺图书馆等单位。1939年7月20日，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成立。毛泽东捐款300元给女大购买图书。周恩来闻讯后，也由邓颖超捐了款，并表示将捐赠一批图书。周恩来到延安一些单位视察时，总是关心地了解图书馆的情况。1940年春，周恩来到中山图书馆时，工作人员提出请他在重庆代购一些图书，他当即应诺。几天后又专门写信表示：“你们要我出去后买些书，一定办。”1940年8月，周恩来由周扬陪同参观了鲁迅艺术学院图书馆，关心地问到图书馆共有多少藏书。工作人员回答：只有万把册书。周恩来说：“太少了啊，要想办法去外面（指国统区）充实些来。”后来，中山图书馆、鲁艺图书馆都陆续收到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代为收集、购买的图书。鲁艺图书馆得到的是一批周恩来专门收集的文艺图书，中央医院收到一些最新出版的医学杂志。周恩来还向大后方各界及国际和平组织为延安募捐图书。1942年冬，重庆中华书局一次就向中山图书馆捐赠图书140余种。1944年1月，延安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通过周恩来向联合国救济总署提交的报告中说：“各种医药书籍杂志，也是我们最需要的一种工具。”在周恩来的关心与争取下，国际和平组织和友好人士多次向延安捐赠了医学书刊。

　　周恩来自己每次从国统区回延安时，总要带一些最新出版的图书杂志。中央医院图书馆和有关医务人员就经常得到周恩来亲自带回延安的最新医学杂志。有一次他从重庆回延安时，专门选带了200来本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图书和40多幅自然常识的挂图，送给刚成立不久的延安八路军抗属子弟学校图书馆。

　　周恩来为延安自然科学院图书馆的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学院刚筹备成立时，他就通过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搜集了一批英文理工科教材送回延安。1940年6至7月，在他直接领导下的重庆《新华日报》连续26期为延安自然科学院刊登了征求图书仪器的启事。1942年，周恩来写信给在桂林的著名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嘱其在桂林、柳州以及广东曲江一带大量收购科技书刊，因为当时有大批文化人士在向大后方转移时在这些地区滞留，靠变卖衣物、书籍度日。司徒慧敏在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最初收购的主要是数理化教材和工业、医药技术方面的参考书。后来又接到指示说，范围应当尽量宽广，包括植物、矿物、天文、地理等各个领域的中外文科技图书。1943年3月，司徒慧敏把征购到的图书运到重庆，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对如何保证这些图书安全运回延安作了周密的安排。1944年6月，周恩来又通过董必武指示司徒慧敏在湘桂一带继续收购自然科学书籍，使自然科学院图书馆的馆藏得到不断充实。

　　建国后对珍贵图书全力抢救、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政务院、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一直关注着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殚精竭虑，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1955年春，周恩来在视察云南大学时，发现该校图书馆馆舍窄小，就说：“应该有个好的图书馆，能够代表新中国发展的气派和新中国边疆的文化。”他在谈到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馆舍时也说过：“北大要有一个像样的图书馆，这是我们国家科学文化水平的标志。”1958年8月，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家邓衍林时指出：“发展图书馆事业，是党的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1958年秋，周恩来对邓衍林谈到：“发展图书馆事业，不要光着眼于城市，还要深入农村和工厂。”“每一个县区，要做到村村有书，社社有馆。”他指出：“工人、社员都很忙，要送书到田间、车间，背着书箱，休息时在大树底下宣传图书。坐等读者，不能说是为人民服务。”周恩来还说：“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的图书馆事业，要适应这一新的形势。图书馆要在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中起尖兵作用，要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武器。”

　　1971年，周恩来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提出：“图书馆担负着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任务。要加强对图书馆的领导，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同年4月12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领导小组成员，批判出版界的极左思潮时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书都没有。不出历史、地理书籍，是个大缺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是从资产阶级的或受唯心史观限制的学说发展来的。不讲历史，割断历史，怎么行呢？”日理万机的周恩来在百忙中亲自指挥找回了宋刻《荀子》、元刻《梦溪笔谈》、明拓《神策军碑》等一大批珍本，并责成北京图书馆收藏好。他一手领导了对二十四史、清史稿、十三经的校勘工作，并在重病中让国务院向国家文物局下达编辑全国善本书目录的文件，尽全力抢救保护文化遗产，充分发挥图书文物与情报资料在四化建设中的作用。

　　宋凤英（摘自《党史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