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动1 1031 《雨花》率先给“探求者“平反

　　1979年《雨花》第4期，发表社论《探求无罪 有错必纠》，率先给1957年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探求者”平反，在全国文艺界产生了很大反响，为其后史学界的改正“右派”的工作开了先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开始深入人心。但在各个领域，解放思想的程度不一，思想观念也有差异，特别是在文学界这一“重灾区”，仍有一些人抱着传统的习惯思维和陈旧观念不放。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一位“文革”前的文艺界领导人仍公开著文，说“文革”前的“五大战役”(批《武训传》、批《红楼梦研究》、反胡风、反“右派”、“文艺整风”)都是正确的、必要的；说“文艺黑线专政论”不对，但“文艺黑线”还是存在的；说“伤痕文学”是“感伤文学”，倾向不好；等等。文艺界尚未得到彻底的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江苏省文联党组决定顾尔镡同志担任《雨花》主编，与副主编庞瑞垠同志一起，办好《雨花》，拨乱反正，迅速繁荣江苏的文学事业。

　　顾尔镡同志上任不久，于1979年2月春节以后即和庞瑞垠同志和我(时任《雨花》理论组组长)一起，商量如何以《雨花》为阵地，做好文学界的拨乱反正工作。他说，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要进一步贯彻“双百”方针；要调动江苏作家的创作积极性；要发表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作品；要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文艺路线；这些方面都很重要，都需要《雨花》把工作做好。但他认为，当前《雨花》的当务之急是给江苏文艺界最大的冤假错案“探求者”平反。拨乱反正首先要拨这个“乱”。他的想法得到庞瑞垠同志的大力支持。于是，顾尔镡同志要我写一篇社论公开为“探求者”平反。当时，在邓小平、陈云同志的推动下，已开始对“文革”蒙冤负屈的著名老一辈革命家平反昭雪，但对“右派”提出平反，还是1979年下半年以后的事。中共江苏省委也正在做平反“文革”中冤假错案的工作，但还没有来得及给“探求者”平反。顾尔镡同志在1979年2月提出，率先给“探求者”平反，是有一定风险的。顾尔镡同志为什么要我起草这篇为“探求者”平反的社论呢？原来，我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被错划为“中右”(准右派)，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处分，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后，即在江苏省作家协会工作。1960年，顾尔镡同志就是我的顶头上司，他在省作协办公室任主任。在两年多共事的时间里，他对我的历史和现实表现、实际思想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他曾开门见山地对我说过：“你的档案我全都看过了。你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批评(指我刊登于1957年3月1日《人民日报》上的《我对陈其通同志〈意见〉的意见》一文，已收入1997年11月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文学理论卷》，“反右”时我因该文获罪)，没有错。现在你到作协工作，仍要拿出批评陈其通等同志时的‘说大人则藐之’的气派来。我看你现在精神状态不振，‘夹着尾巴做人’。人活在世上，就得堂堂正正、气气派派地活着，该说的就得说，该做的就得做，怎能‘夹着尾巴做人’?”顾尔镡同志的那次谈话，对我震动极大。从此以后，我力图改变自己，主动找工作做，主动对作协的工作提出建议，自己感觉又重新站立了起来。其后，我调到省委宣传部文艺处任指导员，当顾尔镡、方之创作的话剧《江心》受到错误的批评，停排停演时，我和他对《江心》仍有共识：“不能什么题材都写阶级斗争!”“文革”后我调回《雨花》，他对我在《雨花》的理论活动是满意的，因此，他让我起草这篇为“探求者”平反的社论，并鼓励我：“放开手来写，不要有什么顾虑!”庞瑞垠同志也说：“先拿出个初稿来，小样出来后我们再一起推敲。”

　　这样，我以一周的时间，从阅读当年有关“探求者”的资料和批判文章开始，逐步形成论点，最后写出了《探求无罪 有错必纠》的为“探求者”平反的社论。全文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肯定“探求者”在《启事》中主张：“建成社会主义的道路还在探索”。“在建成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人生的道路就更为复杂，更需要多方面进行探讨”，经过实践的检验，是正确的。第二部分，对“探求者”当时提出的艺术主张，认为“纯粹是艺术中的是非问题”，“我们应当通过自由讨论，通过艺术实践来解决这些是非问题。”“把‘探求者’的艺术主张和‘反党反社会主义’捆在一起，并以此定罪，是根本错误的。”社论的第三部分提出，“我们今天纠正和平反这个错案，不只是为‘探求者’恢复名誉，而且要从这一错案中吸取教训，不让这样的悲剧再在文艺界重演，从而促进文艺界的安定团结，进一步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社论说：“‘探求者’的‘探求’无罪，这就是我们的结论。”顾尔镡同志、庞瑞垠同志在对草稿作了某些修改后，即在《雨花》1979年第4期公开发表了这篇题为《探求无罪 有错必纠》的社论。

　　《雨花》对“探求者”的平反，产生了很大反响。人民大学书报复印社于1979年5月在《文艺理论》上全文转载了这篇社论。多家文艺报刊报道了这一消息。(按：“探求者”一案，1957年“反右”时，姚文元曾在《文艺报》上著文对“探求者”诬陷，成了文艺界“反右”时全国性的大案。)江苏省文联党组书记李进同志同意《雨花》杂志社这一率先为“探求者”平反的做法。中共江苏省委也很快下达了为“探求者”平反的红头文件。接着，省文联党组决定，除艾煊、叶至诚同志原已调回省文联工作外，又把“探求者”成员梅汝恺同志、高晓声同志、陈椿年同志调回省文联；建议南京市将方之同志调回南京市文联；建议苏州市将陆文夫同志调回苏州市文联；已在“文革”时去世的曾华同志，则在原单位平反昭雪。至此，“探求者”得到彻底平反。“探求者”成员在新时期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都作出了相应贡献。

　　事后，我问顾尔镡同志：省委还未给“探求者”平反，你怎么胆敢在《雨花》率先给“探求者”平反呢?他说：“我曾长久考虑，江苏文艺界拨乱反正，必须从为‘探求者’平反开始。这一大冤案不平反，拨乱反正云何哉?如果什么事情都要等省委作出决定后我们才动作，那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思想解放，就得敢为天下先!”此言掷地可作金石声。

　　今后，谁要写《雨花》史，《雨花》率先给“探求者”平反一事，应写入《雨花》史。 陈辽

　　在《雨花》当编辑

　　1101见报 人间 纪念《雨花》创刊50周年特

　　1980年到《雨花》当小说编辑的时候，我还是个未成家的年轻人，一晃已隔了二十七年。

　　我想我还是很适合当编辑的。

　　我喜欢看作品，文革学校停课，我就在家看了许多文学书，不管是革命的还是“黄色”的，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不管是文学的还是文学理论的。我认为一个编辑重要的是鉴赏能力，提高鉴赏力只有看很多作品，这样才能对作品的整体结构有所比较，才能对作品细微的妙处有所发现。

　　我也喜欢写作品。进《雨花》之前，我发表了四篇小说，两篇发在《雨花》上，一篇发在《安徽文学》上，一篇发在《作品》上，都是短篇。那时刊物少，发作品的人也少，在县市一级，在报刊上发出一个短篇来，便被人们称为作家了，且作家的头衔很惹眼，而到现在，就是发表四部长篇，也很难当成编辑，也不会被人太当回事。我认为编辑还是应该能写作品，这样他对稿件作者的用心会更有体悟。

　　进了《雨花》，在前后任的主编顾尔镡、叶至诚的领导下，在前后任小说编辑组长李克因、李纪的指导下，我当了七年编辑，感受颇多，慢慢地发现要当好一个编辑还是很不容易的。

　　因各种机缘巧合，《雨花》一度在全国文学界影响很大。不管是主编还是编辑，在一起时谈的主要是稿件，一旦发现了一篇好稿，也不管是主编还是编辑都很激动，会议论好长时间。那时还兴改稿，对要用的稿子，编辑一般都会提出一点意见，寄给作者，请他改后再寄来。而重点稿子，特别是头条稿，由编辑、编辑组长、主编拿出意见来，请作者到编辑部来改稿。我便接待过来改稿的赵本夫，那时《雨花》属于省文联，办公地点在省委党校里，赵本夫来就住在编辑部对面的党校招待所里，那一次见面后，延续了我们几十年的交情。

　　我曾在《雨花》分管苏北几个地区的稿子，后来又分管过外地的稿子。那时规定所有的稿件都必须回复，虽然有的回复是铅印信。我对文字好的稿件，还有构思较有意思的稿件就是不用，都会提笔回一封信，谈一下我的看法。我本身是一个创作者，知道作者看到编辑的亲笔信，总是很高兴的，对自己的心血有所慰藉。

　　那时我编过贾平凹、陈忠实等名家的稿子，贾平凹总无视稿纸的格子，字写得密密麻麻的，但整齐秀丽。我还因稿件，与胡玫与吴子牛多次联系，这些影视界的大腕，当初还在电影学院的导演班学习，但才气已露。

　　在担任编辑的同时，我发了不少作品，有的作品经多家选刊选载，并改编成电视剧与戏剧，在文学界多少有了一定的影响，差不多全国的文学刊物都曾来约过稿。我清楚，几年的编辑工作对我的创作是极有好处的，我对作品的见识广了，也深了。

　　七年之间有两年多，我去了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与全国一批冒尖的青年作家成为同学，这期间，我的作品写得多了，编的稿子也不少，毕竟有同学的支持。

　　从鲁迅文学院毕业回来，很快我就调进了专业创作组。调之前，后任主编的周桐淦对我说，你留编辑部帮我吧，也不会影响你创作。我很感谢他的好意，但专业创作对我来说，曾是一个最大的梦想，我一个劲地朝着梦想奔去了。

　　然而编辑又何尝不是我多少年中的梦? 储福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