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爱玲的所有小说中，《色，戒》是最短的一篇，一万八千余字只有短短28页，却花了她将近30个寒暑的时间才完成。1978年，张爱玲将《色，戒》和其他两个小故事《相见欢》、《浮花浪蕊》集结成《惘然记》出版。事实上，这三部小说在上世纪50年代即已成各自成篇，但之后屡经“彻底”改写，收入小说集后还有所改动，其中以《色，戒》最受关注，而该小说的构思也最早。张爱玲在序中说：“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多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时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30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得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她的这段话为《惘然记》的书名作了注脚。

　　《色，戒》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40年代初抗日战争期间的上海，爱国学生王佳芝所在的学校戏剧社的同学们密谋使用“美人计”，暗杀汉奸政府高官易先生。在诱捕猎物的过程中，王佳芝跌入了一张由激情和猜疑编织而成的大网，最终因一念之差而功败垂成……小说并不长，但张爱玲为什么写了近30年，难道这是她倾注最多的一部作品？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张爱玲研究学者余斌否定道，不能以修改时间长短来衡量作者对作品倾注的深浅。《色，戒》是张爱玲写完几年后，又拿出来修改，不满意又放下，直到满意才发表，这对于小说家是很正常的事，她并不是一直在写《色，戒》，而是中间写了很多其他小说，像《浮花浪蕊》 、《相见欢》都是写了很久才发表的。而张爱玲研究专家陈子善认为，《色，戒》不是张爱玲特别出色的作品，不能算是张爱玲的代表作。但《色，戒》是比较特别的作品，写的是复杂的人的情感，题材特别，而写法也特别，张爱玲此时的写作技巧更加纯熟老练，放弃华丽的词语冷静地刻画着男女关系。

　　郑苹如“刺丁案”始末

　　郑苹如“刺丁案”始末

　　郑苹如，浙江兰溪人，抗战爆发后，毅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上海沦陷后，加入国民党“中统”，这时她只有19岁。风姿绰约的她，是上海滩有名的美人，当时全中国最为畅销的《良友》画报，在1937年7月的130期就以她为封面女郎。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重庆的国民党当局命令郑苹如不惜一切代价干掉汪伪特务头子丁默村。丁默村曾在郑苹如上中学时当过该校校长，有师生之谊。而郑苹如接近丁默村后，这个老色鬼以为对方是贪图他现在的权势，很是得意。1939年12月21日，丁默村去沪西一个朋友处赴宴，“中统”特务立即做好了中途截杀的计划。当郑苹如在宴后提出去买大衣的要求后，丁默村立即用自己的小轿车带上郑苹如直奔皮货店，但他并非笨蛋，他时时都在提防会有人暗算自己。突然他从店内的玻璃镜内观察到有几个可疑的人正向自己靠近，立即知道陷入伏击圈了。老奸巨猾的丁默村放开怀中的郑苹如，让她自己挑衣服，自己叼上一根香烟，借掏火之机掏出一大把钞票，撒得满地都是，对她说：“你自己捡吧。”说完，丁默村猛拉开店门冲了出去。“中统”特务反应过来再开枪射击时，丁默村已钻进防弹车飞奔而去。

　　“中统”的美人计未能杀死丁默村，却把郑苹如给暴露了。郑苹如后来被抓后，一再声称自己不是“重庆的人”，“丁默村与我相好后，又别有所恋，我实不甘心，就花钱请人来打他。”言语之中把一个政治暗杀说成是男女之间的争风吃醋。不过，1940年2月，她还是被秘密处决于沪西中山路旁的一片荒地，连中三枪，时年23岁。

　　她的“文化汉奸”之痛出于《色，戒》？

　　《色，戒》最早在台湾发表，当时还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争议，焦点集中在对汉奸的表现上，张爱玲还曾为此打过笔仗，而这也是张爱玲人生中仅有的两次笔仗之一。台湾研究张爱玲生平和著作的第一人蔡登山，在新近出版的《张爱玲〈色·戒〉》中说道，《色，戒》发表后的将近半年，作家张系国以“域外人”的笔名发表《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色，戒 〉》一文，其中最后一段，张系国这么说：“作家如果故意标新立异，特意发掘不道德的题材，也许反而会毁了自己。至少我认为，歌颂汉奸的文学———即使是非常暧昧的歌颂———是绝对不值得写的。因为过去的生活背景，张爱玲女士在处理这类题材时，尤其应该特别小心谨慎，勿引人误会，以免成为盛名之瑕。”张系国在文中虽然没有明指张爱玲为汉奸同路人，但他认为这种歌颂汉奸的文学是不值得写的。

　　一提“汉奸”，便似乎直指张爱玲的痛处。因为“汉奸”之说，是她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这样的骂名，也是多半来自于上世纪40年代她与时任汪伪高官的胡兰成的婚姻关系，导致后来人们把胡兰成的汉奸身份，也加之于张爱玲的身上。学者陈子善告诉记者，当时，《女汉奸丑史》、《女汉奸脸谱》等将张爱玲列为“汉奸”的书比较有名，书的章节连标题都如出一辙，前者为《无耻之尤张爱玲愿为汉奸妾》，后者为《“传奇”人物张爱玲愿为“胡逆”第三妾》。两文均言词尖刻轻佻，属于人身攻击，无稽谩骂。

　　因此，当张系国在《色，戒》后提出“汉奸”一说，从来不喜也不善打笔仗的张爱玲，在一个多月后，发表《 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一文，予以强烈反驳。她认为，文艺的功用之一在于“让我们接近那些无法接近的人”，而小说家有权利进入反面人物的内心，因为缺乏了解才会导致将罪恶神化。对此，余斌在提到张爱玲那段少有的打笔仗的历史时说，张爱玲在为《色，戒》辩护时有几分急火攻心的味道。因为张爱玲一向不关心政治，远离政治，她只对人性普遍的情感有兴趣，而说她是“文化汉奸”，这令她十分敏感和反感，反驳的文章甚至有些啰嗦，“话说急了！”

　　小说影射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关系？

　　《色，戒》好像注定要给张爱玲惹事，“美化汉奸说”刚刚淡去，又有人指证小说的故事有人物原型，还有人说这就是张爱玲的自传。

　　很多人认为，《色，戒》的人物原型来自1939年12月中统情报员郑苹如布局刺杀汪伪特务头子丁默村一案。而在后来张爱玲的文字中，她一直有意避开《色，戒》故事情节是否“有本”的问题。她更以“当年特务斗争的内幕，哪里轮得到我们这种平常百姓知道底细？”来辩驳，并说她这小说是在1953年开始构思的，而当年“刺丁案”事件报道是1957年才以回忆录形式出现。

　　《色，戒》被认为是写尽了男女之间最本质的感情，在王佳芝心中，“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感情都不相干了，只是有感情。”但在易先生的心中却认为：“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张爱玲对胡兰成的痴情，《色，戒》是否影射了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关系？圈内一直没有定论。陈子善认为，将王佳芝、易先生与张爱玲、胡兰成一一对应，是过度阐释，也缩小了小说的意义。张爱玲是想通过小说告诉读者，人的感情是很复杂的，不是两极对立 、非忠即奸的。人类在面临复杂的政治斗争 、民族斗争时该如何面对感情，在这个问题上，男女都面临困境，《色，戒》只是提出了面对这种困境时的一种可能性。而余斌则感觉出，有的作家写作时，是以第三者的角度理性而写；有的作家写小说能“既进去又出来”，就是在写作时，将自己的体验放进去，并暂时“移情”化身为某个人物，但写完能立即“走出来”。张爱玲属于后者。同样的，在刻画《色，戒》中的易先生时，她照样会将对胡兰成的某种男性判断融入其中。但绝不能因此，就将《色，戒》说成是张爱玲的自传，否则的话，怎么还叫小说，岂不成了报告文学？

　　小说的素材是胡兰成提供的吗？

　　走进张爱玲尘封的《色，戒》故事

　　虽然张爱玲竭力否认《色，戒》取材于“刺丁案”，但《色，戒》故事与此案极相似，而抗战期间国民党刺杀汉奸之事虽时有发生，施以美人计的，则只此一桩。但当时张爱玲正在香港大学念书，可能根本未曾听闻此事。她的材料得之于何处？余斌认为，最大的“嫌疑人”是胡兰成。郑苹如谋刺丁默村一案的种种细节，只有深知汪伪政府内情的人才能为张爱玲细说始末。而那时张爱玲周围的人有不少都与汪伪人物有来往，更不用说身为汪伪高官的胡兰成曾与她朝夕相处，无话不谈，常是“连朝语不息”。而张爱玲拒绝承认材料得之于此，是由于后来恋人的背叛，深深伤害到她。

　　还有一种说法来自张爱玲一生的好友宋淇，“这个故事是我在香港告诉她的，我说，我有一个电影剧本的题材，是关于我们燕京的一批同学在北京干的事情，叫Spy Ring（间谍圈），她听了很喜欢。因为题材太曲折，是反高潮，一个抗日的女间谍事到临头出卖了自己人，我怕不被一般人接受。但这故事一直在她脑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