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漫长的征程中，许多热血青年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和理想，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结成了终身伴侣，留下了一曲曲脍炙人口的红色恋歌。谭震林与田秉秀当年的结合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人间》10。27《谭震林与田秉秀的爱情故事》
一见钟情
1938年，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部设在安徽繁昌县西南山区的中分村。作为支队副司令员的谭震林，夜以继日地忙于抗日工作，无心考虑婚姻大事，虽已37岁，但仍孑然一身。
一天，当地特委书记和谭震林聊天，提起一件事：“谭司令，你也该成个家了，总不能当一辈子单身汉呀！”谭震林哈哈一笑，“一天到晚天南海北地打仗，成什么家哟!莫提此事，谈些别的吧。”
谭震林不愿提及自己的婚事，是有原因的。原来，新四军成立后不久，副军长项英就对干部、战士的婚姻问题采取了“一刀切”的政策：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也不管是刚入伍的还是资历长的，无论什么人，一律不准恋爱结婚。
转眼到了1939年。早春二月，周恩来来到新四军军部。他敦促项英贯彻执行关于新四军向敌后发展、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同时，他对干部的婚姻问题也极为关注，主张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并提出了“285团”的原则，即年龄超过28岁，参加革命满5年，团级以上干部，可以自由恋爱、结婚。谭震林，这位当年井冈山的特委书记，南征北战的红军名将，条件早超过了“285团”的标准。
初春的一天，谭震林正在司令部小憩。突然，门被“吱呀”一声推开。进来的是一个身材修长、亭亭玉立的姑娘，圆脸庞、高鼻梁，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流露出少女特有的神采。灰色的军帽，宽大的军衣，黑色的束腰皮带，密密匝匝的绑腿，显得既威武又俊俏。谭震林问：“什么事把你急成这个样子?”
来人名叫田秉秀(后改名葛慧敏)，时任铜陵、繁昌、南陵三县妇女委员会宣传委员、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团员。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谭司令，‘妇抗会’抓到了一个尼姑。”
“尼姑?抓她干什么?只要爱国，共产党对和尚、尼姑还是要保护的呀！”谭震林惊讶地说。
“经过审问，她招供是驻芜湖日军派来的间谍。”
“啊！原来这样。快说说事情的原委。”
于是，田秉秀将抓尼姑的来龙去脉娓娓道来。
谭震林点点头，他从内心赞许姑娘敏锐的眼力和高度的警觉。不久，谭震林进一步了解到，田秉秀是安徽蒙城县义和乡人，1920年出生于商人家庭，十二三岁的时候，进入南京汇文中学读书，毕业后，只身前往上海求学。1936年，她受地下党的影响，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她毅然投笔从戎。她冒着生命危险，辗转香港、广州、汉口、郑州，到达西安，最后到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处，被分配到南昌新四军战地服务团。1938年4月，她随军来到皖南，担任繁昌、铜陵、南陵三县妇委会宣传委员，常驻中分村。
谭震林十分赏识这位才貌出众的女战士，心中对她渐渐萌发出一种不可名状的情思。
主动出击
谭震林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大智大勇，可在情场上却不甚高明。就在这个时候，章蕴来到了中分村。章蕴是东南分局妇女部长、妇女运动委员会负责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总支书记。这位田秉秀顶头上司的到来，令谭震林喜出望外。谭震林很干脆地向她倾吐了自己的隐情，请她当“参谋”。
章蕴笑吟吟地回答：“谭司令，你可要主动出击呀。”
青春洋溢的田秉秀，时下正在举办一期又一期的妇训班。谭震林在战事之余，总要挤时间去妇训班看望学员，询问教学情况。
每逢节日或纪念日，田秉秀为妇抗会编排的文娱节目上演，谭震林能抽出时间，都会到现场观看。有一次，演出话剧《卢沟桥事变》，临到开演时，还缺20余支道具枪。演员们心急如焚。田秉秀望了望坐在台下的谭震林，说：“没有问题，全包在我身上。”说罢，大步流星地走近谭震林，对他耳语了几句。不一会儿，20支枪便送到了后台。演出结束后，田秉秀向谭震林致谢，深情地说：“谭司令，多亏你给我们解决道具问题。”谭震林笑呵呵地说：“没关系，我们本是一家人嘛。”
过了几天，谭震林从前线察看敌情地形回到中分村，匆匆吃过晚饭，向田秉秀住地———“三公所”走去。透过玻璃窗，他看见田秉秀正挥舞两臂，指挥满屋的姑娘、小伙子唱歌。他进屋后，大家拉他唱歌。谭震林不会唱歌，喜欢吹口琴，他吹奏了一曲《游击队之歌》。当姑娘、小伙子们知道谭司令找田秉秀有事时，便都知趣地悄悄离去了。
“谭司令，你找我有事吗？”田秉秀天真地问。
“听说你嗓子嘶哑，特地来看看你。”谭震林本来不知道她的嗓子有病，只是被她这么一问，只得随机应变，“田同志，你工作总得有个节制呀，不能整天没完没了地忙呀、说呀、唱呀，要爱护自己的身体。”谭震林学中分村青年的习惯，第一次称田秉秀为“田同志”。
情窦初开的田秉秀，对称谓特别敏感、警觉。今天谭司令称她“田同志”，她感到好像一种特别的意味。打这以后，田秉秀心里很不平静，她感到自己与谭震林之间多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每逢见到他，她都以少女敏感的目光打量他：他个子偏矮，身材精瘦，但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老练成熟，豁达大度，有着强烈的事业心。她还从有关资料中获悉：谭震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有超人的气魄和军事才能，但从不骄矜自傲，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口才非凡，作报告不用讲稿，见解独到，语言娓娓动人，听他的报告，能在轻松愉快中受到深刻的教益和鼓舞。这种文韬武略之才，确是她所敬重和向往的。但当章蕴向她转达谭震林对她的爱慕之意时，她内心充满矛盾，她需要他这样的良师益友，但她觉得自己还年轻，不愿过早结婚，她要在抗日工作中干出一番事业。
一次谭震林生病，章大姐劝田秉秀去看望他。田秉秀去了。她坐在病床边，安慰他好好养病。谭震林情不自禁地握着她的手，坦诚地倾吐出自己的心思：“田秉秀同志，如果你愿意，我愿我们结为终身伴侣。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感情上能互相体贴，生活上能互相照顾，对我们的事业都有好处。当然，你要是不愿意，我也不会勉强，不会使你为难。强扭的瓜不甜嘛!请相信我对你的一片赤诚之心。”
“这……我还没有考虑好。”田秉秀羞赧地低下头，圆圆的脸蛋泛起一抹红晕。
“是啊，终身大事，应该深思熟虑。”谭震林深情地望着田秉秀，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喜结良缘
不久，组织上调田秉秀担任三支队军代表兼谭震林的秘书，田秉秀跟谭震林接触的机会就多了。她发现谭震林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她照顾她，对她的工作也给予有力的支持。她还觉察到，这位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经常忍受痢疾、咯血、疥疮、盗汗等多种疾病的折磨，却仍忘我地工作、战斗，他是多么需要一位知心的伴侣照料他的日常生活啊!每当想到这些，田秉秀那白皙的面庞上便泛起阵阵红晕，心中有一种甜滋滋的感觉。她从心底里深深爱上了这位工农出身的将军。
一天，田秉秀又来到谭震林住地。谭震林从军衣口袋里摸出一枚精致闪光的银质纪念章，把它别在田秉秀的胸前。田秉秀俯首看着，只见中间镶嵌着一个鲜艳的红五角星，两边各有两个字：“抗日”“救国”。“震林，”她终于第一次这样称呼他，“这枚纪念章是从哪里来的?”
谭震林兴奋得面泛红光，津津有味地向她叙述起纪念章的来历：“有几位南洋的华侨学生，辗转几千里，来到皖南参加新四军。这是他们送给我的礼物。”现在这份礼物已成了他俩赤诚相爱的象征和喜结良缘的信物。
“秉秀，我们结婚吧，就在中分村，就在这映山红盛开的季节。”谭震林激动得声音有些颤抖。
“我听你的。”田秉秀含情脉脉地说着，依偎在谭震林的怀里。
“秉秀，军部对军人结婚要求很严，特别强调要自愿。我们还是向军部打个结婚报告吧。”谭震林遇事沉着、老练，在婚姻问题上也不马虎从事。
1939年6月，谭震林与田秉秀终于结为伴侣。
结婚以后，他俩在漫长的革命征途和人生之旅中，同甘共苦，肝胆相照，谱就了一曲脍炙人口的红色恋歌。
黄禹康文（摘自《世纪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