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宪权，原名孔权，1911年2月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2年8月经黄克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一至五次反“围剿”。在他不平凡的革命生涯中，曾因身经百战出生入死被黄克诚等称为“打不死的程咬金”，因负伤流落遵义被当地群众当作能救死扶伤的“红军菩萨”，因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首任馆长成绩卓著被邓小平称为是该项职务的“最合格人选”，因经历奇特被美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纽约日报》原副主编哈里森·索尔伯兹里在所撰的名著《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中推崇有加。
人间1026编辑稿 “打不死的程咬金”孔宪权
“打不死的程咬金”
孔宪权家境贫寒，参加红军后，孔宪权身经百战，机智勇敢，多次出生入死，一回回与死神擦肩而过。1930年12月30日，孔宪权参加了在江西永丰县的龙冈之战。这一仗，红军打败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十八师，活捉了该师师长张辉瓒，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大胜利。
1935年2月长征途中，为了摆脱敌人，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针对王家烈的“双枪兵”不堪一击的弱点，毅然从云南扎西挥戈东指，回师贵州，二渡赤水，发起了桐遵战役。战前，已担任十二团作战参谋的孔宪权带领侦察员抓获几名守敌舌头，为军团夺取娄山关提供了敌情部署。
2月26日，在娄山关战斗中，孔宪权率突击队攻打娄山关南侧的黑神庙敌旅指挥所。突击队冲到距黑神庙还有百把米的地方时，从遵义板桥来的敌人援军到了。敌人见红军人数不多，尚未站住脚就立即向突击队发起猛烈的反扑。突击队利用敌人在公路上挖的战壕、砍倒的大树作为掩体进行抵抗。孔宪权在公路左侧指挥战斗。他挥起十响的“连珠匣枪”，身边的通讯员小谭端起冲锋枪，一起向敌人扫射，一连打倒了十多个敌人。但敌人仗着人多弹足，不等红军喘息，又组织第二梯队进攻。眼见战士们一个个倒在血泊中，孔宪权站起身来用手枪射击敌人，突然感到身子往右倾斜，一下子失去了平衡，摔倒在地上。孔宪权左腿胯骨中了敌人的6发机枪子弹。这时，敌人哇里哇啦地喊叫着冲上来了。孔宪权一个翻身滚到路边的水沟里，强忍着剧烈的疼痛，趴在水沟里，用十响的“连珠匣枪”又撂倒了几个敌人。
担架队将孔宪权抬到遵义老城内的天主教堂，教堂中挤满了伤员。红三军团第十三团总支书记、当时年仅18岁的胡耀邦和他的宣传队在遵义城不远处待命，准备进城帮助维持秩序。医生用“鸦片水”作为麻醉剂，为孔宪权取出了几小块被打碎的骨头。
几十年后，当年和孔宪权一起经历娄山关这场生死鏖战的战友，包括胡耀邦、黄克诚、杨勇、苏振华等老一辈党、国家和军队领导人，都称孔宪权“真是打不死的程咬金！”
受伤后流落乡间
1935年3月29日，孔宪权随红五军团和中央军委三局到达贵州省毕节地区黔西县岚头街上。因他的胯骨被打碎了，伤口一直不能愈合，红军不得不将他留下来在当地财主宋少前家养伤，但再次让他享受了团以上伤病员的待遇：为他留下了300多块银元的生活费和所需药品的单子，并留下一位医生为他治伤，留下一位叫龙仕文的红军通讯员护理孔宪权。同时，红军还给医生和龙仕文留下了一些银元作生活费和药费。在当时，普通红军伤员留下来一般只发10至15块银元。把孔宪权送到宋财主家的红军战士，还将宋财主的一间房子拍了照，对宋财主说：“你要负责这个人的安全，把他保护好，我们会感谢你的；如有差错，唯你是问。别忘了，我们有照片，我们会回来检查你的。”那个收留孔宪权的宋财主对红军很有好感，因为他觉得红旗是交好运的兆头，便精心将孔宪权保护起来。
伤愈后，左脚短了近10厘米的孔宪权流落乡间。在遵义县枫香镇一带，孔宪权曾经挑着货郎担，走村串寨“卖点针头麻线”，也当过泥瓦匠，被人称为“跛子瓦匠”。后来当地乡民们听说那个“跛子瓦匠”是红军，就都把他看作“活着的红军菩萨”，将他穿过的草鞋要走，拿回家给生病的人烧成灰吞服。孔宪权穿过的草鞋被拿光了，便来讨他穿过的布鞋。布鞋讨光了，又来要他穿过的破衣。举凡孔宪权用过的东西，乡民们都要去烧成灰烬，用水吞服，驱魔祛病……
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
1950年的一天，孔宪权不经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贵州省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的名字，他赶紧给当年自己所在团的首长杨勇和苏振华写了一封信。杨、苏在回信中十分惊喜地说：“没有想到你孔宪权还活在人间。”黄克诚大将在《我对长征的回忆》一文中也写道：“第十二团参谋长（注：有误，应为作战参谋）孔权（孔宪权原名），在娄山关战斗中负了重伤，腿被打断，留下来就地寄养，以后就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全国解放以后，我突然接到了孔权的来信，知道他还活着。孔权在信中表示，虽然身体残废了，但还可以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要求组织上考虑分配他工作。我把他的来信转给了有关部门。”黄克诚还出具书面证明，为孔宪权恢复了党籍。中共遵义地委经过考察，任命孔宪权为第七区副区长，参加第七区接管、建政。
1952年，孔宪权担任遵义会议纪念馆筹备委员会秘书，参加遵义会议纪念馆建馆筹备工作。遵义会议纪念馆是建国后最早建立的21个革命纪念馆之一，既无经验可借鉴，也无样板可模仿。孔宪权等首先根据文化部指示精神，开始对会址和环境进行了保护性修缮和清理，同时派员着手征集红军长征在贵州的文物、资料。1955年2月，省文化局正式批复遵义市图书馆副馆长孔宪权兼任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任职期间，孔宪权为纪念馆征集革命文物、搜集历史资料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现在纪念馆收藏的历史照片，大多为那时所拍摄。
在纪念馆工作的那段时间，孔宪权十分繁忙，几乎每天都要去为青少年和解放军官兵讲革命传统，城区所有的中小学校都请他作过报告。1958年11月，邓小平第二次来到遵义参观纪念馆时，看到纪念馆取得的显著成绩，高兴地对孔宪权说：“你是遵义会议纪念馆馆长最合适的人选。”在他的努力和争取下，1964年11月，毛泽东主席为遵义会议纪念馆题写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这是解放后毛主席为革命纪念馆唯一的题词。
全国七大军区发来唁电哀悼
孔宪权与胡耀邦是老乡，两家离得很近，红军在遵义期间，两人受伤后曾在一起疗伤，关系密切。1959年，胡耀邦来遵义时，两人曾和青少年一起植树造林。胡耀邦和孔宪权开玩笑说，你孔宪权不要成为孔老二哟。孔宪权也回应说，你胡耀邦可不要当胡宗南哟。
文革中，由于孔宪权曲折复杂的历史经历，他成了被“深挖”的对象，理由很简单：“红军部队留下的卫生员、通讯员都不在了，为什么你孔宪权还活着？”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孔宪权竟然被胡耀邦以前所开的玩笑不幸言中。造反派们说：谁叫你是孔丘的七十多代孙，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矮小瘦削、拄着拐杖一颠一跛的孔宪权，被“造反派”用木棍、钢钎押着，胸前挂着写有“投敌变节分子”的牌子，在大街上游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孔宪权才算真正得到他应有的待遇。中共遵义地委召开大会，为孔宪权等30多位同志恢复了名誉。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至孔宪权去世，他先后接待了美、欧、日等国家的作家和外宾，应邀为他们讲述关于长征的史实和红军的故事。美国著名作家、记者哈里森·索尔伯兹里在他享誉全球的名著《长征———前所未有的故事》一书中，多处写到了孔宪权。孔宪权精心保存的红军文物，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团征集去存入军史陈列馆。
1988年11月7日，78岁的孔宪权生病去世时，胡耀邦亲自发了唁电：“对长征老战友孔宪权同志的逝世深表哀悼。”同时，全国七大军区也发来唁电表示哀悼。
张小灵 摘自《文史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