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社会功能是什么

　　大学不是世外桃源，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大学理念。大学的理念之争，核心是如何处理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大学作为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她的理念必须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变化，她的社会功能必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

　　自从11世纪欧洲创立大学以来，大学社会功能的变化大体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中古时代的大学，承担着单一的教育功能，传道授业，培养人才。第二个阶段，以19世纪初洪堡创建柏林大学为标志，大学拓展为两大社会功能，即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第三个阶段，进入20世纪以后，特别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大学日益广泛深入地介入社会生活，承担起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这三大功能。其中社会服务这项功能，正在成为大学功能中新的增长点，成为大学之间竞争的战略高地。

　　美国学者克拉克·科尔在《大学的功用》一书中指出：现代大学是一种“多元的”机构———在若干意义上的多元：它有若干个目标，不是一个；它有若干个权力中心，不是一个；它为若干种顾客服务，不止一种；它不崇拜一个上帝；它不是单一的、统一的社群；它没有明确固定的顾客；它标志着许多真、善、美的幻想以及许多通向这些幻想的道路；它标志着权力的冲突；它标志着为多种市场服务和关心大众。应当称它为多元大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依托斯坦福大学而诞生的硅谷的崛起，标志着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大学从社会舞台的边缘逐渐走向社会舞台的中心，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发动机。近年来，在著名大学周围兴起了许多科技园、工业园，如美国的硅谷、英国的剑桥工业园、日本的筑波工业园、印度的班加罗尔软件园，还有我国北京的中关村科技园区和台湾的新竹工业园，等等。这些园区，凭借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学科优势、人才优势、创新活力和文化氛围，以科技企业为龙头，以产、学、研结合为特点，成为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创新创业基地，成为知识经济的领头羊，源源不断地孵化出高新技术成果，孕育出许多明星科技企业。斯坦福大学没有因为硅谷的兴起而干扰了学术，反而声名大振。剑桥大学也没有因为工业园的创办而失去光辉，反而活力大增。

　　“知识经济”这一新型经济形态的诞生，第一次把“知识”和“经济”这两个彼此分离和独立的概念密切结合在一起。知识经济本质上就是高科技经济、高文化经济、高智力经济。知识经济化、经济知识化成为当代不可逆转的潮流。知识成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知识密集型企业成了最有前途的主导产业，知识化劳动者成了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力量，知识创新成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大学和企业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彼此渗入到对方的传统领地，承担起对方的某些职能。大学不仅是在创造和传播知识，而且把知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企业不仅在制造产品，而且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担负起培训人才的职能。

　　在现代企业中，科技决定着产品的品质，文化决定着产品的品牌，产品中的科技文化含量构成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如果说，中古时期的大学必须处理好与教会的关系，工业化时期的大学扩张必须得到政府的强力支持，那么知识经济时期的大学则必须与现代企业结成密切的同盟。

　　当今世界的著名大学，都担负着多重社会功能：一是人才的摇篮，二是知识创新的前沿，三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基地，四是社会的思想库和智囊团，五是民族文化的圣地和多元文化对话的平台。

　　现代社会的理念就是：结合才有活力，服务才有价值，双赢才是最佳结果。大学如果不与社会结合，不为社会服务，那就注定没有动力、没有压力、没有活力，也没有财力。那种所谓“纯粹大学精神”、“无条件大学”的设想，绝对的大学自治、自由、超然、独立的理念，过去一千年从来没有实现过，今后一千年也不可能成为现实，只不过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理想。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三个面向”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理念，指明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方向。按照“三个面向”的要求，大学应当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同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大学必须面向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主战场，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可靠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证。二是同世界的关系。大学必须树立开放观念，具有世界眼光，善于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的科技文化成果和办学经验，开展文明沟通，实行知识共享，发展对外合作。三是同未来的关系。大学首先要适应当前社会的需要，这是生存的前提。同时，大学又必须保持适度的独立品格和批判精神，勇于突破时代精神的局限，以引领社会发展。如果大学脱离社会现实，与世隔绝，就会被边缘化；如果大学一味迎合社会，随波逐流，过分世俗化，就会失去面向未来的品格。

　　科教兴国战略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而基本的战略，它既是大学施展身手的广阔舞台，也是大学发展振兴的难得机遇。这一战略的理论基础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实施这一战略的前提条件是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这一战略的主旋律是实行教、科、经相结合，产、学、研相结合。我们的大学必须以科教兴国为崇高使命，大力提高自己的人才培养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在回答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上和实际问题上有更大的贡献。

　　当前，我国的大学在办学思想上固然存在着前瞻性不够、超越精神不足的问题，但制约大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仍然是与社会实际脱节，社会服务能力不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上作为不大。在人才培养上，应当以质量为生命，在提高学生全面素质的基础上，着重提高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创业精神。在科学研究中，应当以“顶天立地”为原则。“顶天”就是注重原创性、突破性，“立地”就是注重实用性、实效性，防止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在科研导向上，应当以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为第一选择，而不能被“SCI”（科学引文索引）、“EI”（工程论文索引）牵着鼻子跑。如果不能为富民强国、民族振兴作出一流的贡献，那就称不上是中国的一流大学，如果连中国的一流大学都称不上，又何谈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呢？

　　大学要不要多元筹资

　　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是穷国办大教育，经费短缺将是长期困扰大学的一大难题。

　　我国的公立大学，长期依靠单一的政府拨款维持学校的运行。在1995年以前，大学普遍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当时北大、清华每年只有一亿元左右的行政事业费，“养家糊口”都很勉强，建设发展没有资金，更缺乏机动经费去改善教师的待遇。当时北大从日本东京大学招聘到一名优秀年轻教师，当他第一个月去领取工资时，七扣八扣，所剩无几。他质问学校领导：“这是我的薪水，还是发的小费？”

　　面对这种困境，我们的大学要不要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能不能利用市场机制开展合法的经营创收活动？我认为答案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在国外，大学多元筹资早已是名正言顺、习以为常的事情了。一些知名大学，都有强大的筹资中心、丰富的筹资经验和巨大的筹资能力。大学校长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筹措经费。学校董事会把有没有筹资能力作为聘任校长的一个重要条件，把筹资多少作为衡量校长业绩的一条重要标准。哈佛大学从1953年到2006年，历届校长几乎都是由社会名流、政府高官、筹款专家担任的。目前哈佛大学有300亿美元的基金，可谓“富可敌国”。即使这样，校长仍然花很多时间在国内外奔波，进行筹款旅行游说。密歇根大学校长柯曼上任之初就宣布，五年内要为学校筹资25亿美元，他为此发动了大规模的筹款运动。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田长霖治校的一项重要业绩，就是提升了学校的筹资能力。我曾当面请教田长霖校长对多元筹资的看法，他说：“大学筹款是绝对必要的。当我做校长时，筹款实际上占了我大部分时间。筹款不是要钱，筹款的秘诀是如何将自己学校的使命和贡献与公众和其他机构沟通，向社会开放，推进与社会的合作。如果沟通得好，人们就愿意给钱。企业家比校长更精明，如果大学不能为企业提供帮助、作出贡献，他是不会捐款给学校的。”

　　国外大学所以把筹款作为校长的重大职责，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没有良好的教学科研条件，没有比较优厚的待遇，那就不可能请到“大师”，不可能产生高水平的成果，也不可能招收到一流的学生。

　　（《从清华园到未名湖》 任彦申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从清华园到未名湖》在本报连载以来，社会各界好评如潮，纷纷询售。特告读者：各新华书店社科柜均售此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