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双百”方针，需要有一种宽容、宽松、宽厚的社会心态和思想环境。宽容是多元共生的条件，是避免多元冲突、矛盾激化的缓冲地带，也是求同存异、最终达成社会共识的途径。宽容不是弱者对强者的乞求，也不仅是文人之间的包容性美德，更重要的是对强者、对当权者而言的。只有有权有势的人才有讲宽容的资格。作为领导者应当懂得，对待文化人，处理文化事，不要轻率地显示权力，动用权威，而应当尊重思想自由的价值，承认多元共生的权利，容忍异己声音的存在，慎用手中权力，避免强加于人。

　　当然，任何宽容都不是无原则、无边界的，它必须以合法为原则，以不伤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为界限。正如伏尔泰所说：由于他们不是疯狂者，所以才值得被宽容。

　　我们见识过这样一类学者：他们自以为“世人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几乎看不惯周围的一切，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

　　他们以“思想者”、“批判者”自居，不愿去做任何脚踏实地的建设性工作，对行动者、建设者总是百般挑剔，对油盐酱醋茶等生活事务懒得理睬，对国家利益、社会大局也满不在乎，似乎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超人。

　　他们凭借着一点小才气、小聪明便傲视一切，天地之间唯我独尊，别人朝东他偏朝西，语不惊人死不休，处处显示与众不同。对过去的一切他们都要重新评价，而且专门喜欢挑战名人，以为只要和名人交火自己也便是名人了。

　　他们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而自己从不懂得尊重别人；他们希望别人宽容自己，而自己从不想宽容别人。

　　这种人实际上是学术队伍中的害群之马，是自由宽松环境的干扰者和破坏者。

　　在社会的多元意识形态成分中，并不是不分主次、平起平坐、各行其道、互不干涉，其中必定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应当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密切适应，应当具有先进性、普适性，对其他意识形态具有统领和整合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56个民族经过数千年的分分合合而整合成一个统一整体，再加上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各种人群之间在发展水平、文化特点、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因此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社会目标以及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公共价值观，否则，就会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纷争不已。

　　在当今中国，这种统一的指导思想和主流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这种马克思主义不是外部力量强加的，也不是照抄照搬过来的，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必须适合中国国情，扎根中国文化，以能够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为目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这三大理论成果都紧紧围绕着“拯救中国”、“振兴中华”这两个近现代中国的头号问题，正确地回答了怎样进行中国革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共产党这些根本问题，以强国富民的实绩赢得了人民的信赖，并被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为指导思想。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些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国家的前途命运问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决不能轻信别人的诱惑或屈服于外部的压力，轻易地放弃自己的指导思想。

　　多元激荡的文化发展趋势

　　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确立以后，随着思想禁锢的不断破除、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的理论界、文化界、学术界打破了以往的沉寂局面，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理论探讨空前活跃，学术争鸣蓬勃展开，这是理论创新的广阔舞台，是马克思主义者施展身手的大好机会。尽管这种活跃中不乏混乱，存在着杂音和干扰，但总体上说，它适应了改革开放的需要，冲击了一切不合时宜的旧体制、旧观念，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造成了经济成分的多样化、就业方式的多样化、组织形式的多样化、利益关系的多样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多样性、自主性和选择性，思想文化多元化这已是一种不争的事实。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把整个世界连成一片，它打破了文化的地域封锁，使“思想无国界”变成了真正的现实。一张“互联网”几乎把所有国家一网打尽，网在其中。跨国文化传播可以越过政府、越过海关、越过千山万水轻而易举地进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难解难分的局面。各国的实力有强弱之分，但各国的文明无优劣之别。不同文明之间应当对话而不对抗，交流而不封闭，兼容而不排斥，努力追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当前，某些西方强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先进的科技手段和丰富的市场运作经验，强势推进西方文明，企图用自己的文明模式一统天下，我国民族文化的生存发展受到了严重挤压。有人曾经设想在打开门户时装上纱窗，只让新鲜空气进来，而把苍蝇蚊子挡在外边，其实这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根本不具有可操作性。

　　党的十六大报告高度概括了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两大显著特点：一是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二是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这种多元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过程，是一个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健康文化和腐朽文化、现代文化与古代文化之间有吸纳又有排斥、有融合又有斗争、有渗透又有抵御的复杂过程。我们应当适应这种多元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状况，不能企求回到过去那种舆论一律、一种观点畅行无阻、一种声音一呼百应的局面。不要一发现异己的意见就惊慌失措、随意指责、追究责任。在文化建设中，如果妄自尊大、封闭自守，拒绝学习借鉴其他先进理念和文明成果，那就意味着自我衰落。如果妄自菲薄、盲目崇洋、数典忘祖，那就意味着自取灭亡。根本的出路在于把中国自己的先进文化做强做优，不断增强自身的实力、活力和竞争力。

　　思想文化多元激荡的状况不是坏事，也并不可怕，它为理论创新、学术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真正的科学理论和先进文化是不怕经风雨、见世面的。有多元才能筛选，有比较才能鉴别，有竞争才能自我奋进，有斗争才能提高自己的战斗力。

　　北大的讲座是校园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充分体现着北大的文化特点和精神魅力。北大有上百个学生社团，每年举办近千场各类讲座。如果说学生的课堂教学是严格按照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的，那么讲座则有很大的广泛性和自由度。只要在布告栏里发个海报，学生愿来就来，想走就走，完全是自主自愿，来去自由。在学生中流行着一种不成文的潜规则，这就是“课堂教学可以不去，但精彩讲座不能不听”；“听得懂要听，听不懂也要听”；“我不一定赞同你的观点，但尊重你的思想自由”。有些名师大家的讲座，学生常常提前几个小时去抢占座位。这些学生社团很有本事，官方请不来的一些名人、要员，学生却能请来。有些名人宁可不要报酬、不用招待也愿意前来北大开讲座，他们把在北大开讲座看作是一种荣耀。

　　这些讲座的突出特点是具有创新性、探索性、多元性、民主性，其中传达的多是一些新信息、新知识、新观点和新的研究成果，是处于科学文化前沿的东西。讲座的方式不是单向的灌输，而是互动的交流，有问有答，有来有往，相互切磋，平等讨论，教学相长。讲的东西新鲜生动，学生可以鼓掌；讲的东西陈旧乏味，学生可以鼓倒掌。鼓倒掌固然不够礼貌，但对演讲者来说是一种及时的现场反馈，促使他迅速改进，免得耽误时间。同时对后来者也是一种警示：北大的讲坛可不是好占领的，“没有金刚钻，就不要揽这个瓷器活”。

　　学校办讲座的目的，不是为了给学生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为了启发学生思考问题；不是希望学生简单认同，而是为了使学生从多角度观察世界。总之，是“存心”要营造一种多元文化交织的环境，让学生开阔学术视野，接触前沿知识，学会筛选，学会吸收，学会拒绝，学会抵御，鼓励独立思考，启发创新思维，增强免疫能力。比如举办一个各国驻华大使的系列讲座，每个国家的大使都会宣扬本国的历史现状、风土人情、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社会模式、对外政策等等。这样，展示在学生面前的就是一个多极化的充满着矛盾冲突的现实世界，这无疑是最生动具体的当代国际政治课。如果有人把这个讲座提升到意识形态斗争的高度来加以质疑，认为是“放弃社会主义思想阵地，为资产阶级思想大开方便之门”，那事情就麻烦了。学校对这些五花八门的讲座也是提心吊胆，唯恐出了娄子，惹出麻烦。要取消这些讲座比较好办，而要管理好这些讲座则非常困难。因为对这些讲座不可能事先审查，不可能现场调控，也难以事后追究，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加强对学生社团的管理，教育引导好社团的骨干，对倾向不好、经常违规的社团加以必要的限制。

　　处理思潮问题的经验教训

　　在大学工作，你几乎天天都会遇到思潮问题，天天都会同思潮打交道。究竟什么是错误思潮？谁来裁定错误思潮？要不要集中力量加以整治？怎么整治？整治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敏感度很高，政治性、政策性也很强。

　　改革开放以前，曾经开展过多次反对错误思潮的斗争，其中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经验教训，这里就不再讲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也时常受到思潮的困扰，在处理思潮问题上碰到过不少棘手的问题。

　　一.如何反对“左”、右倾向

　　对于改革开放中的错误思想，邓小平有过一个总体判断。他认为，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但根深蒂固、危险最大的还是“左”的东西。对于“左”和右要作具体分析，要有明确的界定。所谓“左”，主要是搞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那一套，固守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发展资本主义，动不动就挑起姓资姓社的抽象争论。所谓右，主要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论“左”和右，都是干扰改革开放，阻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存在“左”比右好或是右比“左”好的问题。反对错误思潮，既要旗帜鲜明，也要实事求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错误思潮的存在是个长期的现象，应当警钟长鸣，但不能天天围着错误思潮转而忘记了我们的中心工作。只有当错误思潮真正形成“气候”、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危及到社会安定团结时，才应当集中加以整治。纠正“左”右倾向，都不要随便上纲，不要人人过关，不要搞运动，尤其涉及人的处理要十分慎重。当错误思潮被控制，干扰被排除后，应当把注意力迅速集中到中心任务上来，一心一意搞建设，聚精会神谋发展，千万不要把排除干扰的斗争当成了正面作战的主战场，且战且走，渐行渐远，重新回到过去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去。

　　二.如何对待改革中的理论探索

　　理论创新很不容易，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创新比自然科学领域的理论创新更加艰难。在我国“官本位”意识很浓厚的情况下，来自民间的理论创新需要冒很大的风险。

　　理论的生命在于创新。任何组织，不管它曾经多么强大，如果不改革，势必走向衰败。任何理论，不管它曾经多么神圣，如果不发展，势必走向僵化。

　　对待理论创新，邓小平提出两条重要原则：一是老祖宗不能丢，二是敢于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邓小平理论中最精彩、最管用的部分，正是他说出了老祖宗不曾说过的“新话”。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断，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断，关于“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关于“一国两制”的构想，等等。邓小平的伟大历史贡献，就是他赋予社会主义以新的内涵，大大改善了社会主义的形象，通过改革开放找到了一条更新社会主义的道路。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外部政治强权的干涉、学界内部的权威压制、学校当局的行政管制，是影响理论创新的三个外在因素。而“信而好古”的传统观念和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束缚，是妨碍理论创新的内在原因。 长期以来，大学的理论研究受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束缚太多，前人没说过的话今人不敢说，上面没讲过的话下面不敢讲，没有政治权威的推动理论创新很难进行。这种状况同改革开放的要求很不适应。

　　改革需要理论支持。任何体制和政策的突破都需要以理论突破为先导。一些超前性的理论探索和创新观点，由于它突破了传统说法和流行的正统观点，冒犯了现行体制和现行政策的权威，因而在开始阶段常常受到习惯势力的攻击，甚至遭到某些领导的批评，被当作错误思潮对待。面对来自上下左右的压力，学校领导如何对待这些创新观点和理论创新者，这是一个颇费脑筋的问题。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围绕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争鸣非常活跃。北大的一些学者提出了一系列大胆的创新观点，主张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应当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国有企业应当改制，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进行股份制改造；应当支持发展私营个体经济；应当积极发展股票市场等。这些观点不仅在理论界引起很大争议，而且遭到某些领导部门的严厉批评，被认为是“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鼓吹私有化”、“有自由化倾向”。他们把这些学者视为可疑人物，列入另册，予以冷遇和歧视。此一时，彼一时也。几年之后，这些曾被视为“错误思潮”的观点大为流行，其中不少观点为党和政府所采纳，被吸收到指导理论和方针政策中。如果当时学校领导屈从于社会压力，采取某些简单化的措施，那不仅会挫伤学者的创新热情，影响经济改革的进展，而且会造成长久的政治被动。在1998年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周年座谈会上，厉以宁先生颇为感慨地说：如果不是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如果倒退到二十多年前，我可能被再次划为右派。

　　对待改革中的理论探索，大学领导应当采取以下原则：

　　在任何情况下，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学术自由的方针，维护创新的环境。在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纠缠不清时，应当“就低不就高”，先作为学术问题对待。

　　对于理论创新人才，要敢于保护和善于保护，勇于为他们分担责任、缓解压力、减少干扰，使他们能够继续推进和完成理论创新。任何新生事物开始都是不完善的，不能苛求责备。任何创新活动都有两种结果：正确或错误，成功或失败。科学探索不能简单以成败论英雄。对大学来说，探索真理的精神比结果更可贵。

　　对待外部的压力和上级的批评，学校领导要沉着应对，不要跟风跑，不妨“一慢二看三通过”。“一慢”，就是对外不急于回应，对上不急于交账，对创新观点、创新人员不急于判断，不急于处理。“二看”，就是看发展、看变化、看长远，不为眼前的是非争论所左右。“三通过”，就是只有把事情弄清楚了，是非曲直心里有底了，政策界限把准了，才能有所行动。

　　三.如何对待纯学术研究

　　在大学中，总会有这样一些教师：他们埋头读书，潜心做学问，致力于纯学术研究，颇有一种“学海无涯苦作舟”的精神。他们唯一追求的是学术价值，至于学术成果如何转化、如何应用、如何服务，则不大关心。

　　对政治活动，他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不过问，也不参与。既不为现实的政治服务，不为当局的政策注释，也不与现实的政治作对，不惹政治的麻烦。

　　对现实生活中的事情，他们采取超然的不偏不倚的立场，“用第三只眼睛看世界”，有时也会说一些不合时宜、不识时务的话。对于专业领域的事，他们很“精”；对专业以外的事，他们很“傻”。

　　这些教师如果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定会被认为是“三脱离”（即脱离政治、脱离社会、脱离群众）的知识分子，是走“白专道路”。在今天，也会被一些人认为是思想政治上有问题的人。

　　我们大学中应当养一些这样的学者，让他们埋头去做自己的学问，不必强人所难，非要他们去参与政治活动，从事现实服务。一个国家、一个单位，人人关心政治、人人参与政治，并不一定是好事情，如果让不懂政治的人去参与政治，反而会闹出许多荒唐事，惹出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在当今商业味很浓、功利心过重的环境中，他们能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静心做学问，倒是很可贵的。这种“书呆子”，比那些急功近利、喜欢凑热闹的学者要好出许多。

　　对待大学的学术研究历来有两种态度：一种主张与社会经济政治紧密结合，一种主张与社会经济政治保持距离；一种主张为现行的国家战略服务，向社会提供即时的直接的利益，一种主张只要做好学问，发展科学文化，那就是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标，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步。这两种态度应当结合互补，不宜偏废。我们的大学，既应当鼓励多数教师关注社会需求，服务国家战略，也应当允许一些教师从个人的兴趣和爱好出发，超脱现实的功利，从事纯学术研究，去追求更加遥远的目标。

　　（《从清华园到未名湖》 任彦申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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