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交叉

　　在大学中存在着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并行的局面。行政权力是通过行政组织和领导职务来行使的，而学术权力则是以学术能力为资格、以学术评价为尺度，通过各种学术组织和学术人员来行使的。这种学术权力并不是软权力，而是一种刚性的、至关重要的特殊权力，诸如教师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学生的学业成绩鉴定、科研成果的评审、学位的授予等，都需要通过学术组织来进行。这种学术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主导和规范着各种学术事务，像学术委员会、专业职称评审委员会、教学指导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毕业生答辩委员会等学术组织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和调控力，其裁定结果关系到每个师生的前途命运，它们对师生的影响力并不亚于学校的行政组织。尽管这种学术权力需要行政权力加以确认和保证，但行政权力并不能左右学术权力。

　　在大学管理中，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应当合理划分、规范运行、相辅相成、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学校的总体目标。

　　大学不是政府机关和行政组织，也不同于一般的企事业单位，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学术组织。目前我国的大学，“官本位”色彩太浓，“学术本位”色彩太淡，这并非大学自身的过错，而是大环境、大体制使然。在学校的管理体系中，行政权力这只手太大太强，而学术权力这只手又偏小偏弱。两种权力的划分不科学、不清晰，相互交叉过多，二者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水平都不够高。我们既要着力改变行政权力过于膨胀、越位较多的状况，又要注意防止学术权力偏离办学宗旨和政策导向的倾向。

　　大学是一个小社会，管理运行中涉及到行政、学术、政治、思想、文化、人事、财务、后勤保障等诸多领域，必须各按其轨，各行其道，相辅相成，并行不悖，这样才能建立起规范有效的运行秩序。

　　专家的高明与局限

　　大学的老师，可以说每个人都是专家。专家就是“深家”。对于自己的专业领域，他们有着高深的见解、独到的认识。专家也是“窄家”，博士也是“窄士”。他们的聪明才智往往聚焦在自己的专业方向上，对其他领域的问题并非样样精通。他们高深的专业背景有时会成为他们理解其他问题的屏障和陷阱。专家常常采用“打靶式”的思维方式，“靶心”就是他们的专业，瞄得很准，而“靶心”之外的世界常常不在他们的视野范围。专家们容易犯的一种思想方法错误就是“坐井观天”。

　　大学的领导者必须尊重专家，但不要迷信专家。专家都是很自尊、很自信的，有时也难免固执。越是名教授、大权威，越是难以融通。在学校工作中，如果不尊重专家的意见，不借助专家的智慧，那是很愚蠢的，然而要想集中专家的意见也是很困难的。专家意见的总和，往往是不伦不类，让人无所适从。清华大学的建筑学系以擅长搞“大屋顶”建筑而出名，然而他们的“大屋顶”建筑理念，却是在北京大学新图书馆实现的。而清华自己的新建筑系馆，既谈不上“至善”，也谈不上“至美”，比起老的“清华学堂”系馆来，大为逊色，这很可能是“专家意见综合”的产物。

　　在决策中常常遇到这种情况：越是简单问题的决策越是复杂化，因为大家都懂，都能发表意见；越是复杂问题的决策越是简单化，因为大家不懂，只能被少数专家所左右。 有些专家学者不仅治学严谨，而且对其他事物也持严谨求实的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也有一些专家学者几乎对所有问题（不管懂或不懂）都提出意见，发表一些“言过其知”的见解，提出某些根本不具可行性的意见，这种出自大专家的“外行意见”令人非常难办。还有个别专家学者养成了一种学阀、学霸作风，唯我独尊，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你若不赞同他的主张，他就不依不饶地同你作对到底。

　　在大学工作，最大的好处是有主意，最大的难处是主意太多。难怪有人说，在大学中唯一经常过剩的产品就是“主意”。对大学领导者来说，民主容易集中难。如果领导者自己没有“主心骨”，没有稳定的价值观，其结果必然越是发扬民主，越是乱了方寸，不知所以，“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凡是意见一致的决策，大多数是落后的决策。这如同带领一支队伍前进，不是设法让落伍者跟上来，而是把整个队伍都拉到落伍者的行列，谁走得慢向谁看齐。如果意见不一致就不决策，直到大家满意为止，那就等于放弃领导。凡是超前的决策，抢抓机遇、出奇制胜的方案，几乎都是在争论中拍板的。机遇只有在少数人意识到而多数人尚未意识到的时候，才是含金量最高的。领导者的高明，就在于他能够从七嘴八舌中选取最有价值、最有希望的方案，在争论中敢于当机立断，并且运用自己的智慧把更多的人引领到一个新的境地中来。

　　教师与校长的矛盾

　　大学的教师和校长也是一对矛盾。教师是在认识世界的层面上提出问题的，而校长是在改造世界的层面上解决问题的。教师考虑问题常常从“应当不应当”、“合理不合理”出发，而校长解决问题必须讲“现实不现实”、“可行不可行”。教师提意见“说到不必做到”，校长办事情必须“说到也要做到”。

　　在大学中，时常把办公会开成了学术讨论会，每人发表一通意见就完事大吉，至于谁来落实、如何操办，则没有下文了。在有的教师眼中，似乎认识世界比改造世界更重要。如果一件事办成了，他会说：“我早就说过应当这么办。”而如果一件事没办成或没办好，他会责怪领导没本事，“连这么简单的事都办不了”。长此以往，就会造成一种风气：干事的人被批评，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而不干事的人则批评别人，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在学校工作中，必须努力缩小校长和教师的思想落差，加强彼此的沟通和理解。

　　在各类人员中，最难带领的队伍可能就是学者教授了。对教授来说，除了上课是硬约束、不得随意更改外，其他活动有着充分的自由和自主空间。他们不迷信权力，很少有等级观念，也不愿受规章纪律的约束，书记、校长办公室的门想进就进，不管什么会议想说就说。

　　上述这些现象并不奇怪。如果说干部的职务是由上级任命或群众选举的，必须对上对下负责，那么教授的头衔则是由学术机构评定出来的，不必专门对谁负责。干部的“帽子”是泥做的，随时可能被打破；而教授的“帽子”是铁做的，一旦评上了，就是终身的，领导也无权摘掉。

　　因此，对教授的工作只凭权力是不行的。对教授的管理，与其说是“管”，不如说是“理”。“理”就是要看得起他们、尊重他们，以礼相待，以情感人，以理服人。“道是无形却有形”，对知识分子来说，用文化精神去“理”比用规章制度去“管”，可能更为奏效。古人讲：“业之则不争，理之则不怨，礼之则不暴，爱之则亲上。”对他们身上的缺点要循循善诱，因势利导。任何教育只有转化为自我教育才能起到教育的作用，任何批评只有转化为自我批评才能达到批评的效果。“领导就是服务”，这句话用在教授身上是最合适不过的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士为知己者用”、“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只要学校的领导在同教授的交往中去掉官气，不打官腔，礼贤下士，以诚相见，多结交一些直友、诤友、博闻多学之友，就一定能够理顺同教授的关系，建立起和谐的局面。

　　思潮的困惑与出路（之一）

　　大学的精神使命

　　大学是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中心，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极为重要而敏感的阵地，在构建社会精神文明中承担着重大的使命。

　　大学是追求真理、传播真理的圣地，是创新知识、发展科学的源头。 它能够帮助人们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树立崇高的社会理想；能够引导人们形成对先进社会制度和正确决策的广泛共识，从而促进社会的团结稳定；能够通过传播新思潮、新文化推动社会的发展变化。

　　大学是社会文明的灯塔，是时代精神的缩影。 大学历来引领社会潮流，倡导文明新风，在破除陈规旧习、创建新的生活方式中发挥着先导作用。

　　大学是培育民族精神、维系国家文化认同的堡垒，同时也是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成果、传承人类文明的窗口，是联结古今、沟通中外的桥梁和纽带。

　　大学是各种社会思潮的集散地。 它总是敏感而迅速地反映着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政治动向和思想倾向，成为多元思想文化相互交织、相互激荡的一个场所。

　　大学是公众的“意见领袖”。 追求真理的天性和民主自由的空气使得它勇于慷慨陈词、直抒己见，说出别人不敢说的意见。理论思维的发达又使得它善于整合社情民意，使之具有系统化、理论化的色彩。因此，大学成为左右社会舆论的一支重要力量。

　　大学是社会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它不仅能够在回答社会热点问题、为公众解疑释惑方面提供思路和答案，而且能够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理论依据和优化方案。

　　大学最根本的任务是培养有理想、有知识、有文明教养的一代新人，并通过这些新人去创造民族的未来，影响国家的前途。

　　大学的力量不是权力的力量，而是精神的力量。一方面，可以说，大学是软弱无力的、不堪一击的；另一方面，也可以说，大学是坚不可摧的、不可战胜的。

　　鉴于大学的重大精神使命和巨大文化力量，因此大学中的思想文化现象就决不只是单纯的学术问题或是仅限于学校范围内的事情，而是关系社会、关系大局、关系未来的事情。政治家、执政者从社会政治的角度来看待大学中的思想文化现象是理所当然的，而作为大学的领导者也应当从学术和社会的双重视角，来审视学校中的思想文化现象，以对学校负责和对社会负责的一致性，来建设和治理学校的思想文化环境。

　　文化高地的风采与伤痛

　　自从上个世纪初北大领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近一个世纪里，北大始终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一个高地、一面旗帜、一个风向标，一直走在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的前列，成为引领文化潮流、勇开时代新风的前哨阵地。北大这种独领风骚的地位，并不是自封的，而是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是社会公认的。它为北大赢得了崇高荣誉，也使得北大命运多舛。当思想禁锢、文化专制被强力推行的时候，奉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无疑就成为一个“危险的因素”了。

　　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的二十多年里，“左”的思想愈演愈烈，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形成了一套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政治运动为中心，以灭资兴无、斗私批修为基本方针的指导思想，把一切学术争论和观点分歧全方位地纳入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框架中。在“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分析一切的思维方式下，任何理论探索和自由争鸣都难以展开。在个人迷信、本本主义盛行的环境中，现行的一切观点、说法和政策都被神圣化，任何异议和超越都被视为大逆不道。1957年马寅初和毛泽东关于人口问题的分歧，本来是正常的学术争论，而且后来的实践证明了马寅初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在当时马寅初控制人口的观点却被视为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不仅马寅初本人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而且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正如人们后来所说的：“错批一个人，多了几亿人。”

　　在北大，文人相轻的习气和追求一鸣惊人的特点造就了一批两头冒尖的人物。毛泽东曾经用阶级斗争的语言描述过北大的这种现象：“左派特别活跃，右派也在顽抗、破坏”，“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一旦外部有风吹草动，两头冒尖的人就在内部争斗起来，互相上纲，互不相让，有时文人整起文人来一点都不手软。因此，在历次的政治运动、大批判运动和反倾向斗争中，北大都搞得比其他单位更激烈、更过火，伤害的人更多。

　　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一些上层领导人对北大的政治偏见和不信任情绪更加强烈，认为北大是一个封资修势力“盘根错节”的地方，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持的“反动堡垒”。翦伯赞、冯友兰等一批知名教授都属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应当打倒。一些上层人物暗中插手北大，鼓动北大内部起来造反。在1966年6月1日，毛泽东看到北大聂元梓等人造北大党委反的大字报后，认为这是“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立即指令“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并批示说：“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在《 人民日报 》发表的《 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 》的评论员文章中，又公开抨击北大党委说：“你们的‘党’不是真共产党，而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从此，一场从北大开刀殃及全国的十年浩劫拉开了序幕。

　　改革开放以后，北大才逐步恢复了创新的活力和学术的风采。

　　文化振兴的根本之道

　　世界的本质在于“多”，而不在于“一”。在自然界，单一物种会很快灭迹。在社会，单一文化也难以持久。正是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构成了生机勃勃、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态系统。多元共生，这才是繁荣的标志、活力的源泉、强大而持久的保证。

　　历史上任何一种强盛而持久的文明形态都不是单一文化自我繁衍的结果，而是多元文化相互交融、有效整合的产物。中华文明所以奔流不息，绵延五千年而不断线，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华文明以“和”为核心理念，和而不同，兼收并蓄，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形成了多元统一的基本格局。和而不同、多元统一，这是中华文明的精髓，是关系兴衰存亡之道。什么时候坚持了这个理念，中华文明就生机勃勃、繁荣兴盛；什么时候背离了这个理念，中华文明就失去活力、衰落凋敝。中国历史上几个太平盛世的出现，一个重要的文化原因，就在于奉行了这一理念。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我国发展文化、繁荣学术的基本方针，是从文化发展的正反经验中得出的正确结论。

　　对于思想文化中的不同观点、不同意见、不同流派、不同风格，怎样判断其真伪、是非、优劣呢？地位高低、权力大小、人数多少，这些都不是裁判的标准，只有实践和时间才是最公正的裁判官。 古今中外，昨是今非、昨非今是的现象屡见不鲜。有些文化艺术中的不同种类、不同流派、不同风格，本无所谓对错优劣，也用不着谁来裁判。比如京剧旦角中的梅、程、荀、尚四大流派，歌曲表演中的民族、美声、通俗、原生态四种唱法，究竟谁好谁不好呢？这完全取决于观众的审美习惯、兴趣爱好，用不着区分高下，也不必统一认识。

　　提倡“百花齐放”，就是坚持“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承认多元思想文化的生存权，给予其公平展示的机会。一花独放不是春，只有百花齐放才是文化艺术的真正春天。实行“百家争鸣”，就是给予人们独立思考的空间，追求真理的自由。争鸣的过程就是人们发现真理、接受真理、完善真理的过程。对于争鸣中的偏颇和探索中的失误，应当奉行“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揪辫子”的“三不主义”。 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用禁止、压服的办法不能奏效，相反，往往是禁而不止、压而不服。你可以让人们不说，但不能让人们不想。对于不同学术观点，采用斗争、批判的办法更是有百弊而无一利。很难相信，一个人的观点靠七斗八斗就能改变过来。在“文革”中曾被扬言“批倒批臭，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孔孟之道、儒家学说，今天不是又恢复了它应有的地位和尊严了吗！

　　（《从清华园到未名湖》任彦申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

　　（本书各新华书店社科柜均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