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心取悦球迷，无心跟谁过不去，无心与后辈争锋，更无奢望总局和足协能听进去我的意见。退出江湖已有两年了，以为真的金盆洗手，不再关注中国足球了，但是，看到中国足球队以0：3完败给乌兹别克斯坦队，创造了27年来亚洲杯首次折戟小组赛沉沙之后，一股心火冲腾，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一个宿命
在我27年的记者生涯中，中国足球似乎只有一个宿命，那便是失败，除了米卢率队杀入世界杯，让老百姓开怀大笑了一次。可能是因为见不得老百姓高兴，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在2002世界杯后，立即策划了一场中国足球大反思，批判米卢的快乐足球。这种以德报怨的做法，着实不是中国人的传统。
如果说中国足球过去像年维泗、苏永舜、高丰文、阿里汉们的失败，还多少有些悲壮，那么，朱广沪的失败便毫无可取之处。朱广沪是个好人，但好人不一定是好教练。记得朱广沪上任不足一年，率国足到西班牙拉练，输了个底朝天后，2006年3月，足协召开了顾问会，为国家队会诊。我直言不讳：“朱广沪当不了国家队主教练，他只适合当青年队教练。他资历不够，气场不足，无法将兵为帅。”
我与朱广沪相识20年，他管理很人性化,但优柔寡断，缺少霸气，这是主帅之大忌。他总是稳字当头，注重防守，主张把拳头缩回来再打出去才有力量。听起来似有道理，但辨证法的基本要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是意大利队，你可以这样。但就中国队而言，便谬之千里了。中国队除了身体条件在亚洲还算不错之外，足球的技术、战术几乎要什么没什么。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朱广沪有时也满嘴豪言壮语，但一到节骨眼上，懦弱的本性就现了原形。如果对伊朗一战，他不换杜威，而是把董方卓换上，向对方施压，伊朗人敢那样肆无忌惮地进攻吗？最后一战中，朱广沪的保守思想再次占了上风，如果让赵旭日上场换下体力透支的邵佳一而不是董方卓，让王栋打前腰，少费点力气、多动点脑筋，把小董推到锋线与韩鹏搭档，对手的进攻还潇洒得了吗？
两个不解
谢亚龙在中国队完败乌兹别克斯坦队之后，向球员们赠了一首抗日名将吉鸿昌将军的诗，诗曰：“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吉鸿昌将军是著名的爱国将领，于1933年发动长城抗战，亲手收复多伦，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被蒋介石下令通缉，在天津被捕。临刑前，吉鸿昌写下了上述诗篇，从容就义。而今天，我们参加的不过是个亚洲杯，是一场足球游戏，没有谁是民族敌人，也没有亡国灭种的危胁，犯不上为了抗谁而死。
在汉城，在巴塞罗那，在亚特兰大，中国健儿不那么自信，不那么放得开，与同一水平线对手的比赛基本输掉，有些该赢的比赛也输掉了。而在悉尼，中国人的自信从容，让所有外国人感到中国人变得强大起来了。中国人的这种变化正是因为国家强大了，作为中国人，底气足了。现如今，我们申奥成功，加入WTO，经济繁荣，政通人和，何来国破之说？此为第一个让人无法理解。
第二个不解是什么叫做“责任体系”？谢亚龙在中国队被淘汰后，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教练有教练的责任体系，队员有队员的责任体系，足协有足协的责任体系……”
责任就是责任，何来体系之说？本来很简单的事，非在故做深沉，弄得那么复杂干什么？想当初，诸葛亮用错了马谡，丢失了街亭，导致北征失败。诸葛亮斩马谡，打王平，自贬三级，上表认罪，简单明了。
中国足协包括总局，历来就不会认错，总是站在政治高度上文过饰非，永远能保持批评别人的权力。这是因为他们不懂什么叫责任，更不懂什么时候该负什么责任。
我们的足协领导，从主教练选择副手，到训练安排，甚至战术思想、阵容，没有一样不去干预的。最典型的是戚务生时代足协替他安排了10名副手，队员到底听谁的？碰到米卢、杜伊这样有性格的主帅，可以说一句：“您的话我听不懂.”而朱广沪本来就优柔寡断，您再横加干涉，再乱出主意，他不乱才怪呢！
三个没有
中国足协的第一个没有是没有长远规划。自从王俊生接手足协，开始足球改革起，曾有过一个十年发展规划：计划中国国奥队1996年杀入奥运会八强，中国足球队1998年杀进世界杯决赛圈，2002年世界杯进入16强。雄心壮志诚可贵，但缺乏科学依据，只有主观愿望。但无论如何，还算是有了个十年规划。
阎世铎上台后，把职业联赛改了，把甲A改叫中超了。又提出了个设想，即2008北京奥运会上，男足进前八，女足进前四。新总局领导上任后，强化了奥运金牌战略，于是又提出了新目标：“2008北京奥运，男、女足都进前四，力争摘牌。”这不叫规划，叫吆喝，陈云同志早就说过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而中国足协的领导只会唯上，绝不唯实，或者叫不敢唯实。
第二个没有是没有风格设计。要说年维泗当足协主席时，对中国足球的战术风格还是有追求的，认准了欧洲拉丁派的打法，因为这种打法比较适合中国人。之后，中国足协就乱了章法，今天请德国教练，明天请英国教练，后天请荷兰教练，大后天又请塞尔维亚教练，整个一个驴唱歌———没谱儿。
反观近邻，日本明白自己个子矮，身材不行，就决心发展技术足球流派，学巴西，学法国；韩国自从1982年亚运会小组没出线，足协便下决心，一口气请了24名德国教练，带领各级国家队和俱乐部队。日、朝两国足球的发展，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路，并都取得了成效，只有中国足球至今大梦不醒，盲人骑瞎马。
中国足协的第三个没有是没有良知。所谓没有良知，说的还是他们只唯上，不唯实的思想作风。2001年，沈祥福带领的国奥队开始长期集训，由于队员非常疲劳，又有伤病，祥福制定的集训计划是用一周到十天，对队员进行体检，调整之后再逐渐上量。不料，总局领导批评足球队训练不遵从三从一大的原则，要求强化训练时数，每周要达到36小时以上，每天必须跑一万米。另一位总局的高官更甚，要求向女排学习，每周练45小时。这本来是屁话，一周六天，按42小时算，每天7小时，等于每天踢四五场足球，外带一万米跑。那还是人吗？
这样一个荒唐的指令，身为足球博士生导师的足协官员，作为国奥队的团长，本该抵制。再退一步讲，你也可以阳奉阴违，对外行的总局领导的指示，不便硬顶，可以表示接受，具体训练时，按照符合足球运动规律的方式去练。遗憾的是，这位博导竟然一丝不苟地监督执行总局领导的指示，声称有伤有病的跑不了，走也得给我走一万米。
四个消极
中国足协在足球改革开放后，除了1993年大连棒锤岛会议上提出了要建立100片小足球场，建立160所重点足球小学之外，其余的工作可称为四个消极。即消极对待从娃娃抓起；消极对待普及足球人口的基础建设；消极对抗市场经济规律；消极对待媒体的监督。
中国足球的症结其实很清楚，中国足球的部分决策者，不懂足球规律，不懂体育运动的规律。他们出台的政令，不是从规律出发，而是从官本位的理念出发，因而使得我们的足球业务从普及、选材、培养多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反科学的系统。
症结之二是中国足协部分决策者，只尊重上级领导，不尊重市场规律。因此，对职业联赛从理念、政策到行为方式上，从来都是随心所欲，想改就改，致使职业联赛断断续续，支离破碎，今天乞讨，明天裸奔。而与他们同在一个总局领导下的中国篮协的领导，在篮球市场开发上保持了相对开明的做法，使得CBA联赛几年来搞得日益红火，涌现出姚明、易建联这样的国际级球星。
联赛是基础，联赛搞不好，中国足球水平没法提高。群众是基础，没有广大的群众底座，金字塔是垒不高的。总之，中国足球要想改变目前的局面，给老百姓带来点欢乐，首先要尊重足球运动的规律，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二要遵重老百姓的权益，让更多的人享受足球，耐下心来，从娃娃抓起；三要尊重科学，不要只想着对上级顶礼膜拜，而要向科学顶礼膜拜；四要学会承认自己的错误，向真理低头，向百姓认错。
老百姓不要急功近利，球迷不要急功近利，媒体同仁更不要急功近利！让我们一起坚持几十年，中国足球一定会发展、进步。因为，社会宏观形势的改革进步，早晚有一天不能容忍中国足协拒绝改革，坚持错误的观念与行为。到那时，他们想不改都不行了！毕熙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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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记毕熙东
现年59岁的毕熙东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是目前国内几位资深体育记者之一。1980年底，中国青年报复刊后首次向社会公开招聘编辑记者，结果毕熙东应试成功，并于1981年3月正式成为中国青年报的体育记者。此后，擅长写评论的毕熙东便成为体育界一个小有名气的人物，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在许海峰拿到金牌之后，当时还在后方工作的毕熙东在看到前方记者发回的稿件后随笔写下了《别了，零》，虽然全文只有不到三百字，但是文字通俗易懂，一针见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便成为毕熙东的成名之作。
1985年，毕熙东担任中国青年报体育组组长，同时成为中国体育记协常务理事，1987年，毕熙东又升任中国青年报体育部主任，直到2000年1月，毕熙东任中国青年报报刊发展中心主任，创刊《青年体育报》并任总编辑。在这期间，毕熙东采访过包括奥运会、世界杯等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内外重大比赛，而他的各种评论也为很多人津津乐道。同年，毕熙东还成为中国体育记者协会的副主席。
在这么多年的记者生涯中，毕熙东对中国的足球一直极为关注，也成为足记圈内响当当的人物，他所发表的关于足球的精彩评论不计其数。 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