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红军陈映民,原本是陈绍禹(王明)的胞妹，后在延安改名叫王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红军，当年跟随红四方面军由大别山转战到了大巴山，经历过三过草地的艰苦长征，之后又继续参加革命战争，不幸被俘后历尽艰辛，死里逃生,方才返回延安。就因为其兄王明的原因，她的传奇故事被历史的烟云尘封，至今仍鲜为人知。

　　同胞兄妹的不同人生

　　1913年,陈映民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一户贫民家庭,这时她的大哥陈绍禹、大姐陈觉民、二哥陈绍伟,都一个接一个地成长起来。尽管家境很穷,她的哥哥姐姐都同样受到爹妈的抚养和疼爱,并指望他们长大后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这降生恨晚的幺妹子,似乎成了个多余的,出生的第七天,爹妈就将她许给当地一户姓吕的农桑人家,做了这家长子吕绍文的童养媳。

　　作为一个童养媳,陈映民后来参加红军干革命,并非是在大哥陈绍禹的影响和引导之下萌发、起步的,他们兄妹虽然同是共产党人,所走的道路却各自不同。陈映民所走的革命道路,是陈绍禹从不曾经历和品味过的一条血染的路……

　　陈映民在吕家做童养媳的时候,陈绍禹一直在读书,20岁又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1925年,陈绍禹加入共产党,同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从此开始了崭露头角的革命生涯……而陈映民所许给的吕姓人家,公婆勤劳、朴实、厚道,吕绍文兄弟三人也都本分,全家人对她很好,老两口将她当作亲闺女一般看待。但因为家道贫寒,日子很不好过。

　　1926年,地处豫皖边的金家寨,以及周边的乡镇村落,都热火朝天地闹起革命,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不少地方成立农民自卫军,矛头直指土豪劣绅。陈映民和她的未婚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农民协会,投入到农民革命运动的斗争行列。陈映民性情活泼,口才也好,被任命为妇女代表。陈映民的革命道路,就这样从她的故乡故土上起步,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奔走……

　　随军征战中丢失了孩子

　　1928年,陈映民跟吕绍文结了婚。婚后,她照样从事妇女会和儿童团的工作。1929年立夏,当地举行革命暴动,她因身怀有孕以待分娩而没能参加。当时,她的大姐陈觉民参加了这次暴动,名声亦传播开来。

　　在立夏暴动胜利的日子里,陈映民生下一个男孩,取名叫吕美成。1929年5月26日,红军第三十二师首次攻占金家寨,守敌汪东阁民团溃逃而去。在婆婆的关照下,她一边哺乳孩子,一边参加革命活动,发动和组织妇女为红军做军鞋,带头拥护红军队伍。与此同时,她还配合红军和游击队到各个民团据点了解情况。她在担任少先队指导员时,有一次和少先队队长皮定均(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外出,侦察到从金家寨逃跑的民团头子汪东阁的行踪,及时报告给红军和游击队,终于将这个反动分子解决。

　　1931年春,陈映民把断奶的孩子交由婆婆照看抚养,然后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了红军,就近编入红四军第十二师,丈夫为战斗员,她当宣传员。同年,她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四方面军主力部队由皖西经鄂东转向外线作战。当时,吕绍文和二弟、三弟都离开了老家,随同红军队伍转移而去。陈映民二话没说,急忙抱上她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第十二师的队列里,随军征战。

　　最初在皖西境内,乘坐担架随军行动的第十二师师长陈赓,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也好帮助照应。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扶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敌情更加严重,部队也在加紧行动。在越过平汉铁路的月黑之夜,陈映民母子掉队了。她就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追赶队伍。渐渐地,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最后不得不跟着一群妇女们,不分昼夜地追赶部队。

　　同行的人都尽心尽力地照顾陈映民母子,但是尽管如此,最后孩子还是从众姐妹的眼皮底下丢失了。孩子是怎么丢失的,陈映民的回忆只是三言两语,说是在一次激烈战斗中,她“三岁的孩子吕美成丢失了”。

　　征途上丢失了亲生骨肉,陈映民内心十分痛苦,但因战事紧张,她不能留下寻找孩子。红军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陈映民才赶上第十二师,与丈夫吕绍文一起并肩行进。

　　长征中不幸又失去丈夫

　　随军入川后,陈映民调到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当时驻扎在通江县毛浴镇。不久,她又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从事地方工作。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并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后来,陈映民撰文回忆说:“在川北,男人大都吸毒成瘾,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做家务;妇女是主要劳动力,而且从小就做童养媳,受尽痛苦折磨,所以她们灾难深重,强烈渴望自身的解放。”

　　1933年，陈映民组织在通江县成立妇女独立营,后来以此为基础,成立了妇女独立团,到1935年2月,已经扩充为红四方面军独立师。这支英雄的女红军队伍,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3月底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从此开始了艰苦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

　　长征中,陈映民和她的丈夫吕绍文,虽说同在一个方面军,但却难得见上一面。根据陈映民回忆,长征到达甘肃境内时,她的丈夫吕绍文英勇牺牲了。而那两个小叔子也先后都在战斗中牺牲,为革命献身。

　　被俘后做苦工死里逃生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五、九、三十军及总部机关和直属团队共2.18万人,奉令渡过黄河,组成西路军,执行打通国际路线和在河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当时,随军过河的女红军,约为一千七八百名,陈映民也在其中。

　　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红四方面军直入河西走廊腹地。1936年12月底,董振堂率红五军先头部队占领临泽、高台,妇女团紧随其后进驻临泽县城。此时,马家军即以两万步骑兵围攻高台,红军与敌浴血苦战九昼夜,军长董振堂以下官兵3000人,大都壮烈牺牲、失散或被敌俘虏。接着,敌人又集中兵力围攻临泽,激战三昼夜,红军被迫实行突围。经过几番更加惨烈的苦战恶战,西路军损失惨重,仅剩下两三千人,妇女团的损失也很大,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陈映民等数十名女红军,全都被敌人俘虏。

　　陈映民被俘后,被押解到了青海省城西宁一家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地做苦工。这个被服工厂当时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没有行动自由,如同囚徒一般。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在一名汽车司机的帮助下,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逃出来。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最后返回到离别五年之久的故乡。

　　历经磨难更珍惜晚年

　　1937年末,陈映民和她的父亲陈聘之一起,由皖西老家来到武汉,直奔陈绍禹而来。陈映民见到哥哥时,一种高兴、激动的心情,难以用语言形容。这时,哥哥早已改名叫王明了。

　　对于陈映民的工作安排,鉴于她担任过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董必武让她留在武汉,协同孟庆树从事发动和组织妇女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可她却以“文化程度不高”为由,认为自己不适合在大城市工作,向董必武提出让她到延安去。

　　1938年4月间,陈映民来到延安之日,恰是张国焘叛逃之后,延安正掀起揭批和声讨张国焘的运动。因为西路军的失败与张国焘路线有联系,也许是不想遭到不必要的牵连,陈映民就改名换姓叫王营。

　　在延安,陈映民最初被分配在留守兵团经建处担任党总支组织委员,后在西北局西北总公司的一个分公司担任过保管员、出纳员、营业员。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成了错误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追随其兄改名的陈映民,自然也受到连累。

　　解放战争时期,陈映民一直在后方负责保管财产,后在西北总公司担任出纳股长。1949年秋冬,随军南下到重庆,到1983年离休时,她是重庆市水产公司人事科科长及公司党委组织委员。她的最高职务,再也没有超过中共川陕省委常委、妇女部副部长之职。

　　1939年,陈映民在延安与留守兵团经建处政委谢扶今结婚。“文革”期间,一家人都因王明问题受到连累,挨过批判斗争,家也被抄了,谢扶今也因此离开人世。

　　“文革”结束后,陈映民一家得以平反昭雪,更值得庆幸的是,1932年随军征战中丢失的吕美成,45年后在河南被寻找到了。骨肉团圆,皆大欢喜。

　　被历史遗忘的女红军陈映民,从血与火的死尸堆里爬了出来,从数次失去亲人和改名换姓的痛苦折磨中挺了过来,回首往昔往事,她更觉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总以为她“这个昔日的童养媳”,晚年也很安乐幸福。

　　摘自《党史博览》卢振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