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这位被徐悲鸿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的绘画大师，在1949年后有很长时间旅居阿根廷、巴西、美国等地，在世界各地频频举办个人画展，赢得了莫大声誉。
但是同时，张大千留在国内的孩子，他们究竟走过了怎样一段岁月？张大千和第一夫人曾正蓉所生的惟一女儿现在上海南汇明家养老院，在这里生活她觉得很开心，然而提起往事，她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她说她有一个名人爸爸，留给她的不是物质财富而是精神财富，同时把政治上的苦难、生活上的艰辛也一同留给了她……
拿出学费救人
1930年正月初五，张心庆在上海出生。母亲曾正蓉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她与张大千的婚姻是婆婆一手包办的。由于婚后缺少共同语言，张大千又另娶了别的女子，所以曾正蓉只生了唯一的女儿张心庆。
张心庆童年、少年、中年的生活，一直是动荡艰苦的。二三岁时随母亲住在苏州，七岁回到四川成都读小学。她喜爱唱歌，经常在学校活动中登台演出。虽然她不是家中的掌上明珠，但也获得了父爱。张大千爱孩子们，对孩子也讲民主，经常会征求子女的意见。由于是一个大家庭，张大千对哥哥的孩子同样照顾，承担抚养责任。全家经济上除张大千画画挣钱外，大家庭吃饭的人多达五六十人，开销大，经济不是很宽裕，常常是张大千开了画展卖画后先解决上半年的生活，下半年再想办法画画挣钱。
有一回，张大千对张心庆和她的一个妹妹说：“爸没钱给你们交学费了。”急得两姐妹差点儿哭鼻子。不交学费去上课，那有多么难堪啊。张大千笑着说：“我是逗你们玩的。看，你妈把钱借来了！”说完给了姐妹俩20个银元，可以付一个学期的学费了。
第二天,姐妹俩背着书包拿了钱兴冲冲地去上学了。没有走出城门洞，哥哥急匆匆地追上来，高声叫道：“爸叫你们回去，钱也带回去，爸有话对你们说。”这一喊，让她们觉得事情不妙。
到了家，张大千直接地说：“把钱拿出来。”她们听了差点儿哭起来。张大千又说：“你们读书是重要，但爸爸的学生、你们师兄的老婆得了急性盲肠炎，你们说是你们读书重要还是救人重要？爸爸以前是怎么教你们的？你们说！”张心庆和妹妹异口同声说：“救人重要！”
两姐妹将付学费的钱再交还父亲，父亲夸奖了她们。
学声乐做农民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张大千留在国内的大部分作品（共计187幅），由张心庆的母亲和大哥捐献给了敦煌博物馆，国内子女每人分得两千元。捐画的因素除了爱国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买不起保存国画的香料。
当张心庆从成都华美女中毕业后，全国已经解放了。她又考上了四川省艺专，学的是声乐，书还没读完她就和母亲一起来到上海，转到上海音乐学院求学。上海学费高，父亲又没寄钱来，母亲只能参加街道生产组，靠踏缝纫机以维持生计。张心庆只能休学了。
之后，她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28军文工团。几年的光阴很快过去了，她面临复员，但是由于家庭出身问题，没有一个地方接纳她。1955年她复员回到四川，政府给了她两间平屋，分了点自留地，发给一些生产工具，她只能下地当农民了。种庄稼、垒猪圈，所有农民干的活，她这个上过大学、学声乐的学生都要干。淳朴的乡民见她实在不是种地的料，都来帮助她，还推举她当会计。
在农村干了一年，省城招考教师，有朋友推荐她去试试。这一试让她跳出了农村，到成都一所小学当上音乐老师。然而此行并没能改变她的生活，灾难就像影子似的跟在她身后，以后的日子过得越发艰辛。
家破母亡弟惨死
张心庆同父异母的弟弟张心健，生于1949年，他是张大千和四夫人徐雯波所生，解放前夕，张大千携徐雯波去了香港，将张心健留给了好友裱画师照顾。
解放后，裱画师失业，自己的生活也无法保障，更不要说再收养一个孩子。不久，他把张心健送到张心庆母亲处，说：“这是你们张家的骨肉，还是留在你们家为好。”母亲征求女儿意见，尽管家里生活很困难，但母女俩的意见不谋而合，从此，张心健就跟她们一起生活。张心庆比张心健大19岁。
张心庆26岁结婚，丈夫也是复员军人，他们在一个学校教书。在她怀孕三个月时，丈夫被打成右派，发配到深山里的煤矿当矿工。领导劝她跟丈夫离婚，不然的话孩子生下来将来上学成问题。为了孩子，她只能忍痛与丈夫离婚。
一家四口人，就靠她43元5角的微薄工资，过着省吃俭用的生活。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母亲得了乳腺癌。为给母亲治病，她只得更加节省。不久，母亲去世了，为了给母亲下葬，张心庆只能厚着脸向四川文化馆借了三百元。她又卖掉家里唯一的一双象牙筷，买了一双新鞋参加母亲葬礼，这双新鞋后来成为她和女儿谁上街谁穿的体面鞋子。
1963年夏天，张心庆携女儿到香港探亲。张大千也从巴西到香港。这是她唯一一次和父亲再相聚的日子。张大千在香港有许多朋友，但他还是不愿麻烦亲戚和朋友，而是和女儿一起住在酒店。张大千对女儿说：“住朋友家里，让人家开销不算，还要花时间、精力来陪你，‘人情账’还不起啊。”
他们住酒店时，有专门的两位茶房来倒茶送水、送饭和打扫卫生等。他们见张大千天天画画，便悄悄地对张心庆说：“我们很喜欢张先生的画，可我们哪有钱买！想求张画，你能不能帮个忙说说？”张心庆说：“我父亲是个直爽人，你们可直接问他要，他不喜欢转弯抹角。你们对他直说，他一定会给你们画的。”第二天，其中一个小个子终于鼓起勇气对张大千说：“我们天天看您画画，喜欢极了，真想要一张，又怕您忙不过来，不好意思开口。”张大千听后哈哈大笑：“你们怎么不早说！我还以为你们不喜欢画呢。没你们辛苦做事，我哪有时间作画？行！我马上给你们画。”两位伙计高兴得不得了。
过了一会儿，屋里来了许多客人，一位老先生看中了那张画，问张大千要多少钱？张大千说，“这张画早有主了，就是我身旁两位年轻人，我得守信用。”老先生有点不悦，难道他还不及两个茶房？张大千说：“你可以在我开画展时买，随便哪张都可以，这是我答应为他们画的，没他们对我的周到照顾，我哪有时间作画？大家都是朋友，先给他们。”文人雅士是张大千的朋友，平头百姓也是张大千的朋友。
张大千曾对张心庆说：“傻丫头，我给毛泽东画过荷花。1950年在香港时，何香凝说毛泽东喜欢我的荷花，我就在上面写‘润之法家正之’。蒋介石也喜欢我的画。谁喜欢，我就画给谁。”回成都后，张心庆把此事讲给同事听。不料因言得祸。在“文革”中，造反派说伟大领袖怎么会喜欢反革命的画？造反派还逼着她烧掉了张大千六七张画。
弟弟张心健从小跟着姐姐一起生活，他把姐姐当成妈妈。然而，由于父亲是张大千，家庭出身有问题，再加上女朋友提出要分手，长期的压抑、内心的痛苦无法排遣，他想到了卧轨自杀。自杀前，他留下了一份遗书，上面写着：“亲爱的姐姐：你的命运已经很悲惨了，我不一定比你幸福。我一个从小被遗弃的孤儿，却被人认为我跟海外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我就是跳到黄河里也洗不清……只有你知道我是热爱祖国的，为了你的一对儿女，你千万不要走我这条路，永别了！姐姐……”
弟弟自杀后被救起，但两条腿被火车轧断了。几个星期很快过去了，弟弟的病越来越重，又得了尿毒症。那天，张心庆坐在病床边，弟弟奄奄一息地对她说：“小咪（张心庆的女儿）叫你妈妈，让我也叫你一声妈妈吧！”他伸出手来，抱住了张心庆，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走过冬天是春天
上世纪八十年代，春风吹到了张心庆的身上。她又萌发了与父亲再见面的愿望。1982年4月，张心庆曾有机会与父亲见面，但因各种原因，最终未能相见。张大千将留以自怡的《春畦图》转送女儿，并在画上添写：“此父留以自怡者，今以付汝，当守之勿失，知父爱汝之深也。”舐犊之情，溢于言辞。
1983年4月，一代宗师张大千遽然去世，张心庆心痛不已，从此与父亲阴阳两隔！有几十年教龄的张心庆曾在广州“疗伤”，与读博士的女儿一起生活。后回到四川老家。
2003年末，女儿出国，单身的张心庆参观上海南汇养老院时动了心，这里便成了她的家。她弹琴、教歌、写字、画画、学英语，自己填词作曲，还请人刻了一方印“一生清贫”，勉励自己不忘过去，珍惜明天。
摘自《档案春秋》 成莫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