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中国首家慰安妇资料馆将在上海正式开馆，馆不大，只有200多平米，每张蓝色的展板上都是一个慰安妇泣血的故事，南京慰安妇雷桂英就占据了整整两个展板，一起展出的还有她捐出的当年慰安妇用的消毒品高锰酸钾及她写给苏智良教授（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资料馆创建者）的一封遗信。“除了让大家来共同关注这些幸存者外，也让国人意识到尽管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是这些还没有真正成为历史。”苏智良表示，他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希望日本能尽快地承认实施慰安妇的罪行，进行赔偿，了结当年日军欠下的旧账。
国内慰安妇活人证约剩47位
1992年3月的一天，在一个国际会议上，一个日本教授问在日本做访问的苏智良，日军的第一家慰安所是不是设在上海？“我当时就被问住了。我一直是研究上海史的，居然答不出来，这让我很震撼，也引起了我的注意。”于是，寻找那些当年的“慰安妇”遗址，成为苏智良1993年回国后第一个想做的事，从那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我找到了数以千计的中国慰安所原址，拥有几百万份资料，40多盘受害者口述的磁带。”
苏智良说，这些年来，他差不多跑遍了中国22个省，发现凡是日军呆过的地方都设有慰安所，“这笔军国主义的账一定要算，目的就是今后这种悲剧不要再重演。”
据苏智良的统计，就他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加上最近还没有去确认的两位，是47位。海南的最多，其他还有来自黑龙江、山西、北京、河北、河南、江苏、上海、湖北、湖南、广西等省市。目前还有很多‘慰安妇’不愿意站出来，如果能站出来，作用是很大的，她们都可以提供一手的资料。”
雷桂英的消毒药品是珍贵史料
15年的研究，苏智良的结晶就将在一个固定的场所进行展出，这就是今天将在上海成立的中国第一家“慰安妇”资料馆。“原定在2005年就开办这样一个资料馆，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原来想设立在东宝兴路125弄，考虑到搬迁需要很多资金，只能作罢。”资料馆设立在上海师范大学一处200多平米的建筑内，共有六大珍贵看点：1、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大一沙龙内的富士山木雕;2、上海杨家室慰安所存放木炭的瓷缸、酒瓶等；3、雷桂英在慰安所留下的消毒药品；4、朱弘先生提供的战时日军避孕套；5、孙建国先生捐献的日本老兵照相集；6、各地慰安妇受害者使用的生活用品。
整个展出也分为六个部分，包括日军慰安妇制度的产生，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实施，日军慰安妇制度的扩大，苦难的受害者，索赔、审判与罪责、调查，现状与关爱等。
“主要介绍一些‘慰安妇’的曲折故事，有她们的遗物、照片、公证书等。比如雷桂英老人去年交给我慰安所当年用过的消毒药品和其他器具。当然也有国外的资料，有一些历史照片从日本那边翻拍过来，还有日本出版的300本专门研究慰安妇的著作文献。”苏智良介绍。
在馆内，记者看到，雷桂英占据了相当大的篇幅，其中一个展板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展现了她不幸的一生，躺在玻璃展柜上的高锰酸钾及临走时的遗信也在无声地控诉着当年日军的暴行。“本来，这次开馆，雷桂英大娘是一定要来的，但她4月份却离开了，真是遗憾。”
诉讼再艰难也要继续
据介绍，自20世纪90年代起，亚洲各地的慰安妇幸存者不断向日本法院起诉，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赔偿，但无一例胜诉，目前，中国“慰安妇”索赔之路仍在艰难前行。昨天，来自海南的82岁老人林亚金，把她的慰安妇经历讲给加拿大访华团听时，几度痛哭失声，但她同时也紧攥拳头表示：上次我在日本法庭上也看到了很多否认这段历史的日本人，但不管他们如何反对，事实就是事实，只要坚持就会胜利。
苏智良表示，日军侵华战争爆发70周年了，希望日本政府能尽快承认这段罪行，向慰安妇道歉，作出相应的赔偿，让她们在有生之年能够讨回公道。
快报上海特派记者 毛丽萍
7月3日，中国第一份“慰安妇”受害事实调查报告公布。6名日本战犯向调查组提供了当年强征慰安妇的口供。调查结果显示，“慰安妇”制度在侵华日军中至少持续了16年，已查明档案中有记载的中国慰安妇有338名，最小的只有12岁。
这份调查报告由中国原“慰安妇”受害事实调查委员会完成。调查组除了调查当年受害者外，还调查了部分当年日本战犯，6名当年战犯向调查组提供了强征中国慰安妇的口供。曾任日军第117师团长、陆军中将铃木启久供述：“在安徽巢县驻防时，曾命令副官堀尾少佐设置慰安所，有20名中、朝妇女；在中国期间曾强征60名中、朝妇女做‘慰安妇’；还曾下令在东北设立慰安所。”
调查组调查证实，在山西省的4个县内尚有16名幸存者，海南省某县有1名幸存者。这17位受害者当年最小的为12岁，最大的21岁。调查组在8家档案馆查阅历史档案查明，部分档案中曾记载着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的338位中国妇女的姓名。《北京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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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妇至少16年
慰安妇资料馆里关于雷桂英的介绍快报记者 顾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