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水未远，稷山尤忆，又见孟州翻新。事不过三，过三便有规律可循。无论草野之间议论官员，还是通过组织程序对官员举报，都有可能获得一个罪名：诽谤。最近一期《南方周末》的“孟州‘书祸’”，报道河南六农民编发小册子举报企业，以言获罪，原因是书中议论官员。这样的事体在这片土地上接连发生，大概半年左右，从彭水到稷山又到眼下的孟州，官员们以诽谤打击民议成了他们的拿手好戏。这种打击所以成功，是因为法律在他们手里。

　　读过“孟州书祸”，除了为当事者的遭遇感到愤怒，就是为法律本身感到悲哀。请看报道中的这一段：“会议由孟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主持，参加人员有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局相关领导。会议形成了共识：‘闫进先的行为已涉嫌诬告陷害罪，由公安局依法受理或立案。”法律是讲程序的，但这里也是一种程序，它不是法律程序而是权力指挥程序，权力把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召集起来，安排工作和分配任务，于是，这三家就开始各自执行。在行政权力的全权指挥下，这三家密切配合，步调一致，为完成权力意志而共同努力。比如，权力不是说“涉嫌诬告”吗，法院的任务就是将这诬告给坐实。在这里，孟州法院不是执行法的意志，而是执行地方长官的权力意志。

　　法是主持正义的，因而追求和体现正义就构成了法的意志。这个意志如果要实现，法独立于行政权力而不是依附行政权力是其必要条件之一。罗马众神中的正义女神是这样一个形象，她左手持天平，右手执剑，眼睛上还有一块蒙眼布。手拿天平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公正，而对公正的维护就是正义。剑呢，表示一种权力———面对不公正的权力，有能力执行正义。至于蒙眼布，通常的解释是为了避免眼睛的先入为主，以便让司法凭靠理智和理性。我不妨在这里权宜一下，蒙眼布的功能在于，它什么权力都不认，除了自己执掌的权力外。如果看权力的眼色行事，公正和正义就有可能在执行中被歪曲。

　　行政权力是一种权力，法的权力也是一种权力，不都是权力吗，为什么要分得那么清。这个世界上权利可以是一家，但权力却不能是一家。因为权利是弱的，权力是强的。如果这两者发生冲突，输家注定是权利，除了有第三方的介入。而法就应该成为调解这种冲突的“第三方”。第三方必须是一种权力，否则它在调解时强势的一方可以不理它。同时它还必须和冲突的两方（无论权利方还是权力方）都没有利益瓜葛，否则无以做到公正。如果法的权力和行政权合一，且不说强强联手势必导致强势更强，弱势更弱；而且法权一旦听命于行政权，第三方就不复存在了。第三方的消失就是公正的消失。妇姑吵架找邻居，当事双方是没有公正可言的，她们谁都不会认为自己错。就孟州书祸而言，在民告官之间，缺乏的就是第三方。当本来可以成为第三方的孟州地方法院出席与公安局、检察院的三方联席会议时，它就加入了这一事件的当事方，下面诽谤冤狱的发生也就势在必然。

　　这就不奇怪我们可以看到如此荒唐的判决：“公然故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并且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其行为已经构成诽谤罪，且系共同犯罪，但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短短几句话都不能逻辑自洽，一会“情节严重”，忽然又“情节轻微”，自己和自己上下其手，颠三倒四。相信这个判决在中国法律史上会留下耻辱的一笔。因为它把法律当做权力手中任意拿捏的泥团，想说重就重，想说轻就轻。法律如此被怠慢，在于它没有成为一个走出行政依附的自主的权力体。然而，一个不尊重法律的国家是可悲的，当权力支配法律，法律意志屈从于权力意志时，这个国家的每个人（包括权力者自己）都有可能成为法的沦陷的悲剧者。因此，在行政权力面前，法应当自己成为一种权力，这是公正的需要、正义的必须。否则，像彭水、稷山、孟州之类的恶例，还会在神州大地的山山水水中蔓延。

　　（作者邵建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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