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顶级 证券分析师的忏悔

　　丹·莱因戈尔德有14年是华尔街的顶级分析师。本书提供给您一个观剧的前排位子，以便观看美国金融史上最有戏剧性的、最终也是悲剧性的故事。作者详细介绍和分析了从未有人敢披露的华尔街无处不在的内幕信息泄露和最隐秘的内幕交易，描述了亲身经历的那些已昭然于天下的公司欺诈案、白领犯罪……

　　进退两难的中间人

　　我的父亲在许多方面是个典型的散户投资者。他坚持不懈地收看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财经频道，仔细聆听荧屏上的人发表高见，仿佛他们说的话句句是真理。事实上，他也阅读我写的每一个字，经常跟他的朋友们谈及我挑选出来的股票。每次我南下回到佛罗里达州看望他们时，都会被他们的朋友们成群结队地围着。他们靠并不丰厚的退休金生活，一遍又一遍地问我该怎样利用各种不同的股票。

　　“你知道，丹尼，我买了很多美国电报电话公司的股票。”快乐的亚伦·贝克威思会这么说。在这群人眼里，我仍是“丹尼”。“这是我持有的最大一只股票。我应该怎么办呢？”这是拿着真真实实的毕生积蓄在投资的一群实实在在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建议至关重要，可能会造成舒适和悲惨两种截然不同的退休生活。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最后，我将自己对亚伦和父母的感情具体化为一种研究方法，我称它为“祖母式”的研究方法：决不推荐那些我不愿推荐给我的父母、最亲密的朋友，或者其他什么人的祖母的股票。

　　进退两难的中间人，房地产经纪人是这样，保险经纪人是这样，猎头们是这样。另外，华尔街经纪人和投资银行（家们）也是这样。他们担当的都是中间人角色，设法尽可能地将买方和卖方匹配成对，做成更多的买卖。他们全都有内在的利益冲突，而利害冲突是他们的工作特色。房地产经纪人总是向买方指出漏水的房顶吗？保险经纪人会把代理范围之外的最佳标价的保险单介绍给顾客吗？猎头们知道或关心他们推荐的个体能否很好地履行职责，或者只是个克隆的“呆伯特”吗？答案是否定的。没有人认为他们会这样做。

　　华尔街的情况也和这个差不多。证券行业有一样很不寻常的东西：分析师的角色。如果分析师推荐某一股票，他就与公司发行者站在同一边，建议投资者更多买进这一股票，因而，使得投资银行的企业客户能够以稍高的价格出售更多的股票。但如果分析师建议投资者出售某一特定的股票，他就是与公司发行者对着干，因为他的建议会减少对该股票的需求，因而，降低了投资者支付的价格，损害了公司筹集资金的能力。

　　我刚开始进入华尔街的时候，天真地以为与我打交道的每个人都接受研究独立性的标准。我从未真正考虑过它源自何处、人们为何期望这一标准，或华尔街的分析师们为何与众不同。最后，我开始明白了，从伦理道德上来说，分析师们有责任、有必要做到独立，但是分析师效力的公司的主要目标却是获得最大数量的业务费用，这样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研究工作的独立性就一点也不合乎逻辑。世故的人———或者经济学者们———认为，公司的每个雇员，不管是不是分析师，都应该齐心协力，为公司的目标努力。

　　20世纪90年代，这种“合乎逻辑的推论”成了很多分析师的行为规范。他们中的一些人为了某些公司的利益会改变自己的投资意见。因为这些公司付给他们的银行费用比其他顾客———投资者———所作出的贡献要多得多。最终，银行和分析师为这种行为付出了代价，但比起那些相信他们建议的数百万人的损失来说，这个代价太小了。

　　我们能做些什么事来恢复分析师不偏不倚的顾问角色？恢复“埃德/祖母标准”起作用吗？针对这一问题，我首先提出最简单、最有争议的假设———将研究分析工作从投资银行中完全脱离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