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11月的一个下午，金黄色的阳光泼洒在一位英姿焕发的年轻军人魁梧挺拔的身躯上，他国字脸，浓黑如漆的卧蚕眉，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打完了靶场上的最后一颗子弹，靳三旺倒过枪身，轻轻吹去枪管里飘出来的青烟，静候靶台方向传来的报靶声。这时，一名战士气喘吁吁地跑到他身边，轻声报告说：公安部电话。

　　在电话中，公安部人员简洁地向靳三旺传达了首长的命令：即刻前往公安部报到。军令如山。靳三旺不敢怠慢，急忙坐上吉普车，风驰电掣地直驶公安部。

　　时任公安部部长的罗瑞卿与八局局长岳欣，此刻正端坐在部长办公室等候靳三旺的到来。来不及寒暄，罗瑞卿便对眼前的年轻人来了个开门见山：“小靳同志，经过组织上研究，决定派你去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们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好。过去我们也派过一些人，但都没有完成任务，这次就靠你了。”

　　回答的声音是洪亮的。

　　“哈哈哈……”罗瑞卿一边笑着，一边站起身，隔着办公桌握住靳三旺的手，说：“服从命令听指挥，这才像我的兵嘛！去吧，小靳同志，这也是组织上对你的一次考验，希望你珍视它。”

　　此时的靳三旺其实心里一直在打鼓，尤其是罗部长的那句“过去也派过一些人”，更使靳三旺心中忐忑不安，直到岳欣局长把他送到吉普车前准备上车时，他再也忍不住了，低声向岳欣打探道：“岳局长，我就问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告诉我那些人为什么都完不成任务呢？原因在哪里？”

　　岳欣见靳三旺这么机灵，便不假思索地低声回答道：“那两个家伙没完成任务的原因其实也简单：一个与厨师打了架，居然把人家的胳膊用刀子划伤了；另一个更是荒唐，居然连自己的手枪也没保管好，走了火。人家不被他吓坏才怪呢！”

　　尽管岳局长没再往下说，但靳三旺已从他的简短回答中大致知道了什么事：自己将被组织派到一位重要的中央首长身边担任保卫工作，原先曾在那位中央首长身边工作过的两个人，因缺乏严明的组织纪律性而失败，被撤换了。

　　这一夜，靳三旺辗转反侧，那个中央大首长究竟是谁，始终缠绕着他的思绪。

　　初见“国母”　　

　　两天后的一个下午，岳欣调来了一辆军用吉普车，与焦万友一起，把靳三旺接出了中央警卫师政保大队，送到了北京东城区的一座四合院前。趁哨兵验证开门的时候，靳三旺抬头看了一下门牌：方巾巷15号。进入院子，已有一位被岳欣称做“卢秘书”（即卢季卿，宋庆龄1950年至1958年的秘书）的年轻女子笑吟吟地迎上来。显然，岳欣与卢秘书很熟，一番握手寒暄后，她便把岳欣与靳三旺领进了正对院门的一个会客厅里。

　　会客厅正中的沙发上，坐着一位端庄典雅、面目慈善的中年妇女，她嘴唇微抿，面含微笑，向着来人微微点头示意。猛然间，靳三旺觉得这位女士很面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是谁。正在他绞尽脑汁回忆时，岳欣很有礼貌地向她介绍道：“宋副主席，他就是新来的靳三旺同志，经过组织上的考察，决定从现在起派他到您这里来工作。”

　　原来她就是大名鼎鼎的宋庆龄呀！不等岳欣把话说完，靳三旺便恍然大悟了。 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靳三旺上前毕恭毕敬地向宋庆龄行了一个军礼：“宋副主席，您好。”

　　“好，好。”宋庆龄目不转睛地打量着面前的俊小伙，不顾岳欣的示意，宋庆龄两手一撑扶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同时向靳三旺伸出了手，说：“欢迎你来帮助我工作。听说你在部队里表现不错，打仗勇敢，又立过战功，你来帮助我工作我非常高兴。”

　　目送岳欣他们离开方巾巷，宋庆龄就适时地让服务员钟兴宝领着靳三旺四处走走，先熟悉一下他将要生活、工作的地方。靳三旺在钟兴宝的带领下参观了宋庆龄居住的环境。

　　小楼的楼上是宋庆龄及1952年3月就到她身边工作的钟兴宝阿姨居住的房间，正中分别是会客室、小餐厅与书房。小餐厅里摆着一套红木桌椅与一台当时还不多见的冰箱，会客室里摆着一台不知牌子的外国钢琴，钢琴上方还亮着一盏红色的小电灯。

　　当天晚饭桌上就宋庆龄、钟兴宝、卢季卿与靳三旺四人。餐桌上仅四菜一汤：烧鱼、豆腐、青菜、春笋与榨菜肉丝汤，主食是米饭。靳三旺没想到堂堂一个国家副主席的伙食竟如此简单、清淡。坐在宋庆龄对面，靳三旺觉得很不习惯，总感到宋庆龄的目光好像在看自己，这使他吃得更加拘谨了。他举手低头都不自在，也不敢快吃。刚吃完一小碗饭，靳三旺就推说吃饱了，搁下碗筷就要起身离开。

　　“不行不行，像你这样的年轻人，至少要吃三碗才能饱，只有吃饱了，才能干工作嘛！还得吃，还得吃。”说话的是宋庆龄。说完，宋庆龄笑着站起身，亲自为靳三旺盛了满满一碗饭，端到他的面前。靳三旺只好又坐下来继续吃。眼看着靳三旺三下两下吃完第二碗，宋庆龄又站起身拿过了他的饭碗，一边盛饭一边笑着说：“以后呀，我们天天都要在一起吃饭，你就不要客气了，千万可不敢顾了面皮饿了肚皮呀！”说着，满满一碗饭又放到了靳三旺的面前。

　　“侬真是一门大炮呀”

　　1954年元旦刚过，宋庆龄在上海淮海中路的家中楼梯上滑了一跤，不但扭伤了左半身，还摔裂了一根骨头。医生给她做全面检查时，还发现宋庆龄原本就高的血压更高了。宋庆龄浑身都上了绷带，靠拄拐杖才能在室内走动。这一跤，使宋庆龄整整半年没能出门。为排遣寂寞，宋庆龄几乎每天都要和靳三旺等一班警卫员在楼上宽敞的过道里玩上一阵康乐球，或是在书房里下一通跳棋、五子棋。让宋庆龄感到既惊又喜的是，靳三旺不但棋艺长进惊人，而且康乐球打得又准又猛。

　　“我打！”“看我的！”“进！”每轮到靳三旺挥杆时，他总要气沉丹田低吼上那么一嗓子，两只大眼瞪得溜圆，好像他面对的不是几颗木质的棋子，而是战场上的敌人。如果棋子被他打入洞，他就兴奋得像个孩子似的“哇”的大喊一声，常常震得一边的宋庆龄哭笑不得，连忙偏过脑袋急用双手捂耳朵。结果，由于忙不迭地腾出手来护耳朵，手中夹着的康乐球棒滑下了地，惹得大家一阵哄笑。靳三旺那陕北汉子的粗犷奔放，给一向静谧安宁的宋庆龄家中带来了勃勃生机。

　　有一次，在靳三旺又一次发出震耳欲聋的吼叫后，宋庆龄笑指着靳三旺说了句：“大炮！侬（你）真是一门大炮呀！”

　　有一次，靳三旺陪宋庆龄下跳棋，尽管靳三旺吸取了教训，不再得意忘形地大喊大叫，但宋庆龄似乎根本没有忘，当靳三旺像以往那样称她为“副主席”时，她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停下手，认真地望着靳三旺说道：“不要这样称呼，侬当卫士长，我当副主席，只是分工的不同啊，我们都是同志，还是相互称同志的好。大炮侬讲是吗？”

　　宋庆龄望着面前这个英气勃勃的娃娃兵，动情地打开了回忆的闸门：“侬勿要为我叫侬‘大炮’而不高兴。侬勿晓得，这个外号，一般人还没资格得到呢。侬晓得，当年，有些民主革命的保守派和改良派，也曾讥称孙中山‘孙大炮’的。但我却认为这个‘孙大炮’的外号起得好，因为一个革命者，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人，总应该是不知疲倦的，总应该是把未来看做是光明的。而为伊（指孙中山）起这个外号，恰恰说明了伊拉（他们）自家鼠目寸光，缺乏勇气和信心，缺乏对永远要求进步的人民的同情。大炮，侬相信？”靳三旺望着宋庆龄双眸中似乎滚动着的泪花，不清楚宋庆龄为什么提到“大炮”两字会这样激动。“侬不相信，可以去看一篇我写的回忆文章，就是写到伊最亲密的两位同志陆皓东、朱贵全遇难的那一篇。”宋庆龄最后补充道。

　　这一刻，望着面前这位慈祥善良的老人，靳三旺忽然觉得她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可亲可敬，他不由暗自下定了决心：无论何时何地，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我都要誓死保卫她、忠于她，惟有这样，才能不辜负她对我的信任。

　　从此，在担任宋庆龄卫士长期间靳三旺就有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外号———“大炮”。不过，这个外号只有宋庆龄一个人可以用，因为这是她对手下的昵称。直到1969年，宋庆龄在亲笔写给靳三旺的书信中，还直呼“大炮同志”，可见靳三旺在宋庆龄心目中的位置。

　　峥嵘《党史纵横》

　　“大炮”是宋庆龄给卫士长靳三旺起的绰号。为什么叫“大炮”？因为这个粗犷奔放的陕北汉子天生一副大嗓门，嚷嚷起来，常常震得宋庆龄哭笑不得，连忙偏过脑袋急用双手捂耳朵。

　　见自己的大嗓门吵着首长了，他感到忐忑不安，下定决心要将坏习惯改掉。哪料到宋庆龄却转而夸起了他的“缺点”。

　　宋庆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