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六朝时期的艺术，陈丹青谦虚地表示：“对于这方面的知识确实没有仔细研究过，属于一块空白之地，实在有些惭愧！倒是对顾恺之还比较熟悉，画圣这个称号他肯定当之无愧，十三世纪初的乔多是文艺复兴绘画公认的太师爷，可是乔多要是亲见比他早将近900年的顾恺之画艺，不免手眼见拙，岂不羞煞。如果要我谈艺术成就，那还得找评论家谈，他们比我专业！”

　　不过谈及六朝石刻的保护，陈丹青马上打开了话匣子。“去年在北京，李小山、徐湖平、丁方几个人和我在一次闲聊中，聊到了六朝石刻的遗存现状，听说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我也很是伤感，毕竟这是六朝时期唯一留下的物态的东西，比留下的文献资料要更加珍贵。我觉得南京市政府要加大这方面的保护经费投入，政府唱起保护的主角才能真正见效，如果只是民间或者学者在呼吁保护，那肯定难以有所成效！当然，我们可以效仿欧洲，比如古希腊的一些雕塑保护，都是把其集中起来搬进博物馆，在原址上用复制品替代。南京的六朝石刻分布太散，如果一个个去参观，肯定费时费力，集中起来，可以方便大家去系统地研究这方面的知识，另外在原址上用复制品替代，也保护了原址所具备的历史意义。”

　　陈丹青，著名画家

　　六朝石刻中西融合，审美变形独具一格

　　虽然是作家出身，但冯骥才对于民族文物保护方面向来不遗余力。最近他也将来到南京举办自己的公益画展，把自己的画全都卖了，用于民族文物保护的经费。说到六朝石刻的现状，冯骥才十分关切地询问记者有关最新的情况，当记者一一告知后，冯骥才急切地表示这次的南京之行必须要去看一下南京地区所存的六朝石刻，着手呼吁及其落实相关的保护方针。不过相对于陈丹青所提出的集中保护，冯骥才却持有相反的观点，“集中保护只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最好还是把石刻放在原址进行精心保护，才能展现历史最真实的一面。”

　　对于六朝石刻的成就和形成，冯骥才告诉记者：“六朝石刻包括一些雕塑，其实在中国雕塑史的地位是非常高的，当然这和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有关。正因为动荡，政权交替很快，也促使艺术在这一阶段活力四射，属于一种艺术的爆发期，加上中西文化在此时期互相交融，六朝艺术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风格体系。六朝石刻就尤为明显，虽然从造型上来看，和欧洲同时代的雕塑差距很远，但骨子里还是受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从亚历山大东征后，欧洲的雕塑逐渐传到了印度，而佛教的东沿，又把欧洲雕塑的风格传递到了中国，当然六朝石刻并没有完全沿袭欧洲雕塑的写实风格，而是利用本身的民族审美观对此进行了变形，这种变形恰到好处地树立了一种新的雕塑风格，而到了南朝后期，其变形也越趋完美，石刻的曲线感更强。在一些神兽的石刻中，我们也不难看出有一些古希腊狮子雕刻的影子，这些神兽的造型和宋以后的狮子造型完全不一样，在延续了古希腊的一些雕刻技巧后加以变形的石刻雕塑，已经是中国雕塑史上的瑰宝！”

　　冯骥才，著名作家

　　六朝人物画，登峰造极

　　如同冯骥才不同意陈丹青集中保护的观点一样，李小山也不太赞同冯骥才所提出的六朝石刻是延续了古希腊雕塑风格的说法。李小山认为六朝石刻与古希腊雕塑没有太大的可比性，李小山告诉记者：“古希腊的雕塑多以写实性为主，大多成为一种艺术品存在，而六朝石刻则多为帝王及其贵族的墓地的镇墓之宝，石刻大多是半抽象形式，可以说是一种线条概括性的雕塑作品，当初这种作品并不是作为一种艺术品而存在的，而是带有一种实用性、信仰性。而且这种雕塑风格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之前，直至五四运动之后，写实雕塑才被引进到中国。当然如果在古典主义时期，六朝石刻并没有太大的成就性，因为那时欧洲的写实雕塑已经成为一种主潮流，而用当代艺术眼光再次去审视这些石刻，就会发现这些石刻的成就有多高，其艺术地位有多超前。现在国际上很多雕塑家所沿用的半抽象性的雕塑，其实在1500多年前中国就存在了！”

　　说到六朝艺术上的其他成就，李小山表示：“六朝艺术的成就实在太多了，书法、雕塑、绘画、建筑都有很大的成就。其他就不说了，单说绘画这块就有巨大的成就，人物画在这个时期登峰造极，画圣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成为当时最具代表的作品，人物画的兴起，和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所谓的文艺载道，文人士大夫阶级逐渐介入绘画，取代了以前的画工，绘画的理念得到了全新诠释，就如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一样，人文主义贯穿其中，当然六朝绘画的兴起要比文艺复兴早了近1000年，到了宋以后人物画才逐渐衰退，让山水画成为了主流。而目前六朝的绘画精品，都流失到了海外，比如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现存大英博物馆，中国要看真迹，非得去英国才能看到，这让人十分痛心。另外，画论、画史在六朝时期建立，如谢赫的《画品》，提出绘画品监的六法，而其中的‘气韵生动’说更是被历代画评家奉为中国画的最高法典。” 快报记者 李谷

　　李小山，著名美术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