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报道称，民航总局将于年内修订《国内航空运输价格改革方案》，将放开对机票价格的管制，现行的机票最低“限价令”将被打破，航空公司的航线竞价将不再设有下限。民航总局称，媒体这一报道失实。（6月11日《新民网》）又是一起公共政策报道失实的案例！扳起指头算，不，手指加脚趾不过二十个，得拿着计算器算，因为这几年随着公共新闻报道的兴起，公共领域尤其政策走向的失实报道频率增大，几乎每过若干天都会有某个公权机构站出来喊话：某某报道失实了！

　　为了节省读者宝贵时间，我列举若干比较耳熟能详的失实报道吧：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5年内中国大学将再扩招438万人”失实；“陕西取消事业单位厅局级级别”报道被指失实。再往前追溯，银联曾辟谣，有关“银联酝酿100多项收费”是失实报道，“央行拟推出房贷五成按揭政策”、“铁道部酝酿在火车票中加收铁路建设费，火车票将要涨价”、“国务院批准了卫生部上报的取消医疗广告计划”等报道，均被指内容失实。

　　无论是媒体从业人士，还是业内专家学者，对此每每痛心疾首地指出媒体和记者的若干病症。我这里只想说一说从“失实报道”里发现的一个思路：对于公共政策制定者和媒体而言，前者在很多政策的制定和释放过程中，对媒体有一种天然的“拒绝性”，很多时候很多政策信息都是被动地接受采访后公开，而并非主动全面地告知；而后者往往有一种对公权的“恐惧症”，经常在重大政策信息采访方面碰壁，于是在找不到烧香的门拜佛的殿后，转而从外围入手、对边缘人士下手，以期通过“曲线采访”的途径将关系国计民生的政策释放出来，这往往容易使信息变形异化。

　　很多所谓的失实报道，暴露出了政策制定者在信息公开与披露机制方面的普遍问题。正是这种机制的不完善，正是政策制定者在平时没有养成一种和媒体随时交流沟通、随时答疑解惑的习惯，没有真正达到“新闻发言人发布信息才具有唯一权威性”的民间印象，所以，很多“失实报道”就今天从某个部委的司长口里道听途说开来，明天从某个部委副局长的私下谈话传播开来，后天甚至从某个接近部委的消息灵通人士口中广而告之。

　　把前面列举的失实报道拿来剖析，几乎都存在一个通病：消息的披露没有采访到政策制定部门的新闻发布人士。恐怕问题不是记者偷懒或不懂新闻采访规律，当一种问题成为一种现象时，里面一定存在某种机制性的原因。对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媒体而言，对重大政策的采访事关公共利益。如果公权部门的权威信息发布机构就像公路上跑的“招手停”一样好找；如果政策制定部门的门，就像超市商场一样好进；如果采访权威人士就像采访普通老百姓一样好说话；如果公权机构官员都养成“在其位说其话”的职业素养，那么有几个记者愿意拐弯抹角地搞什么“曲线采访”，有几家媒体敢拿“道听途说”的消息去挑战新闻的生命———真实呢？在诊治记者们喜欢道听途说的同时，政府部门也应该努力营造一个制度氛围，使记者们不想也没必要去四处打游击道听途说！

　　说起报道失实，板子一般打在媒体和记者身上，这本没有错；但对于很多事关公共利益的公共政策新闻报道失实，只打媒体和记者显然偏颇。这类失实报道何尝不是给公权机构上了一堂课———如何让媒体的“失实报道”消亡于政府及时全面权威的信息公开制度上？

　　（作者系《华商报》编辑）

　　【媒体思想之胡志勇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