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纯 郑筱萸 资料图片

　　“笑眯眯”的郑筱萸

　　在电话里“咆哮”

　　几天前的5月26日，广州，大雨滂沱。

　　是日，记者与高纯在广州某酒店的一间客房内临窗而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和郑筱萸通的那个电话。”长年在外奔波的高纯一开口，依然是湖南岳阳腔。

　　2004年的一天，高纯的电话转进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前局长郑筱萸的办公室。

　　“喂，哪位？”郑筱萸轻言细语地问。

　　“高纯。”

　　“哪位高纯？”

　　“湖南岳阳高纯。”高纯不紧不慢地答。

　　“你有什么资格起诉我？你有什么资格跟我斗？我代表国家行使职权!”郑筱萸不再温和，在接下来的通话时间里，他“咆哮，像一头愤怒的狮子。”

　　“举报都九年了，还没有答复，我就是要告!”高纯柔中带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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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天下第一神经病!”

　　“你是天下第一贪官!”高纯掷地有声。

　　“啪”，郑筱萸挂断了电话。

　　此前，高纯跟郑筱萸有过两次面对面的接触。“1995年，郑筱萸担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我举报所在的工作单位———岳阳中湘康神药业某负责人指使、逼迫技术人员在特拉唑嗪等多个新药的申报中大规模做假，我从岳阳、长沙一路告到北京，在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接待日第一次见到了郑筱萸……当时真是平易近人，笑眯眯的。他说，这件事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

　　1998年，国家药监局成立，集中行使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卫生部药政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郑筱萸任局长。尔后，高纯又一次见到了他，依然“平易近人，笑眯眯的”，再次表示要“一查到底”。

　　2003年4月18日，在邮寄3次对方均未收到的情况下，高纯坐火车去北京，将行政诉讼状递到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4年3月16日，北京一中院下达裁定书：高纯所诉并非人民法院受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法院不予受理。两天后，高纯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6月8日，高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9月8日，高纯分别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递交了申诉状，各寄了3次。“虽然已经3年过去，但我仍然只能等候。”

　　高纯在诉讼状中写道：“我所见到的郑筱萸等局长都是人民的好公仆———平易近人，疾恶如仇。他们都表示：此案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严肃处理。可现实是至今还没查清。”

　　“正是我在北京状告国家药监局行政不作为才直接与郑筱萸交恶。起诉以前，我对‘笑眯眯’的郑筱萸印象并不坏。不过，那次与他通电话，我听得出来，他是心烦的，紧张的。在金钱、地位、占有的资源上，我跟他根本没法比。但是，精神上我比他轻松，是我告他，他睡不好觉，我倒可以安稳地睡大觉。”说到这，一脸严肃的高纯不禁“呵呵”地笑了起来。

　　■上访

　　一位药政官员冲高纯说：

　　“你告什么告？全国都这样！”

　　1966年3月，高纯出生于岳阳市华容县，1988年7月，毕业于湖南中医药大学药学系。1993年，高纯任岳阳中湘康神药业药物研究所制剂室主任，他奉命到南京找某大学教授谈一个新药合作项目。“我一看那些数据报告就生气，还跟那位教授吵了一架。说起来你们不相信，就是把1元多钱一瓶（含100片）的阿斯匹林片的剂型改为500毫克，然后申报新药，涨价到几元钱一片。而且，那些实验数据80%都是假的，含量测定中也没做阴性对照，还有40摄氏度加热实验的笑话。我一个普通工程师都知道，阿斯匹林片在40度下肯定融化了。”

　　高纯打电话告诉单位“这个项目不能做”，数据报告也没带回岳阳。但是，没过多久，那教授转眼就跟某省一家药厂做成了这单“新药”，面市的药片每片售价6元。“他按我提的意见修改了部分数据，做成了。”

　　1995年2月，中湘康神药业负责人从上海某人手中购买了美国雅培药厂的进口成药“盐酸特拉唑嗪”，让高纯等药剂室人员将该药片直接剥出，换个瓶子送检省药管部门。

　　“雅培药厂的每片药上都有一个短横加一个圆圈的防伪标志，我们科室12个骨干都反对，那位负责人开会发脾气，我就站出来说，这是坑人的事，你这样搞是要搞垮企业的。但后来上面的人找我谈话，说我的行为是破坏生产、搞垮企业。”高纯说，他们就是要撤掉药研所，直接买成品换包装申请新药，贪污科研经费；新药证书发下来，省市都会给奖金，每个新药几十万元……那位负责人在任时就通过了4个新药。

　　高纯对那位负责人的做法很是看不惯，他在实验室里大发脾气：“这种药还能送检？”然而，同事告诉他：“没问题，都公关好了，×××说了，可以通过。”1995年3月28日，盐酸特拉唑嗪原料和片剂果真通过了新药临床前审评。

　　1995年5月16日，高纯向上级药政部门署名举报此事，当天，就有人给那位负责人通风报信。8月21日，上级药政部门给出书面答复：中湘康神药业的盐酸特拉唑嗪原料和片剂弄虚作假情况属实，取消临床申报资格，并报卫生部备案。可这时，一位药政官员冲高纯说：“你告什么告？全国都这样！”

　　“我根本不敢相信他说的是事实，便决定利用同学和朋友关系摸一摸其他省份的情况。”

　　为此，高纯走访了湖南、湖北、安徽、广东等8个省，对药企、医院、药监、卫生等部门和单位广泛调查。“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我们单位那位负责人的行为其实是普遍的现象。”

　　■损失

　　“上访的钱都是拼凑来的，

　　现在我已经欠了一屁股账”

　　“从1995年开始举报的12年里，我不停地写信、上访，至少向国家药监局寄了100多封挂号信、特快专递42件、电子邮件400多封、电报两封，电话打了500多次，去了北京21次，其中8次是在局长接待日去的……到了2003年，我忍无可忍，只好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国家药监局。”

　　这样做注定“不会有好果子吃”。2001年，35岁的高纯被迫“内退”。他给人背煤气罐上6楼每瓶挣2元钱的事也被莫名地挤掉，原单位那位领导指使他人将他打成轻微伤、永远失去了报考职业药师的资格，走上了上访诉讼这条“谁也不愿意走的路”。

　　高纯离开岳阳后，曾经隐姓埋名先后到三家医药企业打工。他是一个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人，能够很快地得到老板的赏识，“提拔后往往就要跟药监系统的人打交道……老板笑呵呵地问我，你是湖南岳阳的高纯吧。我也笑笑，只好辞职。”

　　“我受了这些委屈，确实不服气。我就不相信坏人能一直当道。我就是要去告他们，我坚信一定能够告出结果来的。”

　　在上访中，高纯“往往是前脚进什么局，原单位的人后脚就跟进来了。他们虽然不打人，但他们会把我‘接’回去。2000年5月25日，国家药监局两位处长赶到岳阳我家中，取走了原始文件一套，答应鉴定后告知结果、返还原件，我多次打电话去要，他们理也不理。我亲自去北京要，他们就叫保安抓人，遣送……这样并没有吓倒我，如果有人来‘接’，我就跟他们回去。大不了就是多跑一趟，回去后我再来，看他们还来不来把我‘接’回去？说穿了，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烦他们，烦得他们六神无主。再说，他们做得未必我就说不得？”

　　2002年6月28日，高纯到国家药监局上访，刚一进门就有人来“接”，他只好跟着走。“我人都上了车，却在朋友的帮助下逃走了。根据那架式，我断定这次跟他们走不会有好结果的，不逃不行。”高纯逃出来后直接去了北京陶然亭公园，在公园的一棵大柏树下睡了一晚，第二天，花了5元“大价钱”在国家图书馆办了一个借书证，“我白天就去图书馆看书，晚上就回到那棵大柏树下睡觉，正是这次，我弄懂了行政诉讼法并决定对国家药监局的行政不作为进行起诉。”

　　“12年来，我写检举信、打电话和上访上千次，花了不下30万元。”高纯叹了一口气，“上访的钱都是东拼西凑来的，现在我已经欠了一屁股的账，今年，我女儿上高中需要一万元钱都筹不到！”

　　女儿知道父亲在告状、没钱，但又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小学三年级时，她把新校服还给老师，说：“老师，我不要，我爸爸没钱，去年的校服还能穿。”这件事，高纯记得很深。

　　■结果

　　只能东躲西藏

　　人身安全还受到了威胁

　　去年12月28日，郑筱萸因涉嫌收受贿赂，被中纪委“双规”。今年5月16日，郑筱萸一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审。他被指控受贿和玩忽职守两项罪名，其中受贿款物价值645万元人民币。

　　郑筱萸被“双规”后，许多记者找高纯采访。“那个时候，我真的很高兴，也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郑筱萸一案开庭后，又有很多记者找高纯，但他都拒绝了。5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郑筱萸受贿、玩忽职守案作出一审判决，郑筱萸依法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获知此消息，记者立即打电话给高纯，请他“谈谈感想”，出乎意外的是，高纯并不显得兴奋，“我一大早就知道了这个消息，虽然郑晓萸一审被判死刑，但我个人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个结果，是郑筱萸的悲哀，郑筱萸们的悲哀，当然，也是社会的悲哀！同时，还是我个人的悲哀……这个事情到现在于我是应该有一个公正的结果的，但是，我却并没有看到实质性的东西，相反，我的人身安全还受到了威胁，只能东躲西藏。唉———”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高纯认为，郑筱萸在任职期间推行的两大新政———强制推行GMP认证和力推药品标准由“地标”转“国标”都是腐败工程，给药品生产企业和病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几千家药企就这样被国家药监局“敛”收了，企业却将几百上千万GMP认证的成本转嫁给了消费者。

　　目前，高纯正在搞一个医改方案，“郑筱萸倒台了，药价仍然没降下来，这到底是为什么？我现在请两个朋友协助我做一个医改方案，可惜的是手头经费特别紧张，进度非常慢……好在吃不起药、看不起病、不放心吃药的老百姓都支持我。”

　　前不久，高纯深入到湖北省监利县血吸虫疫区与患血吸虫病的农民座谈，了解他们的治疗状况。据《长沙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