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8日，押钞员朱宏林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被批捕。一个月前的4月7日，他在沈阳市苏家屯区枫杨路上的建设银行营业厅里，将前来银行取款的储户计程一枪打死。

　　同为当事人的运钞车车长赵大翔已被停职。中央电视台记者曾向他发问：“你对死者家属就不觉得愧疚吗？”他说：“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啊。”

　　在沈阳，朱宏林和赵大翔有三千个同事，其中一千多人每天端着枪，工作在运钞车上。其余近两千人担任守库、地面执勤等工作。

　　2003年1月18日，也是这个城市，劫匪用遥控炸弹炸开运钞车，枪杀司机，劫走现款，轰动全国。那一次，押钞员一死三伤。案犯张显光三年后方被抓获。2006年底，福建莆田一名押钞员用手中的防暴枪，射杀了自己的同事，抢走所押运钞车上的23万余元。这个特殊的行业，似乎正在迎来一个多事之秋。

　　正跟指挥中心通话，一阵杂音从扩音器里传来。大勇笑笑：“串台了。”

　　五一期间防抢演练，大勇扮劫匪，刮蹭运钞车。车里的队员报了警，确认躺在地上的“劫匪”没有生命危险，掉头驶离。

　　在沈阳，押运员们每年有一次体验射击的机会———5发子弹，除了“实际演练射击”，也是因为“霰弹磨损之后，落地都容易响，每过一段时间就得消耗掉”。所以，大勇上一次开枪，是半年多以前的事。除了这5发，他们平时模拟训练用的是教练弹，防抢训练用的是纸泡枪。

　　“‘1·１8案’那样的遥控炸弹，你能怎么防？说白了现有这些装备也是防君子防不了小人。平时没事，但谁都明白：出了事就是非死即伤。你说这样的情况下，心理压力能不大吗？”护卫中心一位管理层人员说。

　　在这个行业，从银行内部到营业区域那道厚重的钢制大门，叫做“生死门”。那么，押运企业通过改善装备、提升防卫能力的空间有多大呢？

　　沈阳市金融护卫中心的营业收入主要包括两部分：运钞车服务费用和地面执勤人工服务费用。

　　240辆运钞车，是护卫中心最主要的资产，也是主要的利润来源。

　　1996年开业之时，押运员的基本工资是305元，现在上涨到600元。相比之下，服务价格的浮动不大。运钞车的收费标准在十年中从21万上浮到23万，人员服务价格从每人每月1100元上浮至1300元。

　　十年下来，沈阳市金融押运中心的利润率已近10%———7000万营业额，纳税三四百万，全年的盈余在三百万左右。对押运企业来说，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

　　就在5月13日，央行在重庆订购的39辆奔驰防弹运钞车交付使用。每辆身价百万，是普通运钞车的5倍以上。据报道，它们拥有国内最高级别的防护性能。这样的运钞车，对沈阳金融护卫中心来说还是不可想象的。

　　装备

　　防君子防不了小人

　　工资仅一千多

　　这一天的路上，239号车按规定路线又一次开进拥挤的路面。一辆“倒骑驴”(用来载客的简易机动车)在运钞车左前方缓缓走着。运钞车的车窗是封闭的，只留有供枪支伸缩的射击孔。于是大勇隔着前挡风玻璃伸手指向骑车人，示意他躲闪，不料骑车人马上反过来也指着运钞车。

　　护卫中心遇到过的最荒唐的事，是在银行门口的小车里，看到驾驶员抱着一支乌黑的枪。押运员马上报告指挥中心，记下车牌号，作为重大敌情。警方调查了解后才知道：那是一支假枪，车主带着它，是为了取款时心里踏实。

　　中午，是押运员休息室最热闹的时候。这一个小时里，他们可以打牌、聊天、下围棋。大勇每天的时间，不在运钞车上，就在这间休息室。

　　沈阳市金融护卫中心总经理助理佟葆辉说：中心三千名保安员，来自待业青年的占50%以上，复转军人占20%，其他有一些企业下岗人员。招收录用的基本标准是高中毕业。近两年，押运员中具有大专学历的比例已经占到10%。

　　队员的待遇如何？干了十几年押钞的强子，现在一个月能拿到“一千冒点头”。这个数字赶不上沈阳市出租车司机的平均收入。“可这是上了保险之后的啊！中心有不少开钞车的，都是从开出租车转过来的呢。”

　　全中心的平均工资，是每月700元。90%以上的押运员出身工人家庭。在沈阳这样一个老工业基地，“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份正式的工作，保靠(东北话，保险、可靠之意)。”

　　17：50，239号车接完了最后一个网点。

　　“01，01，239全天收车。”全天运行35.2公里。

　　在人们的想象中，这是押钞员一天工作的结束。

　　业内人士指出：工资低、掌握枪支，这都是风险因素。在目前的情况下，就是靠半军事化的管理，来保证队伍的基本稳定。

　　干了12年押钞的王继东说：“咱刚到中心的时候，只能拿300多元，现在一个月将近900元，还有保险，还有啥说的？在沈阳还能有啥单位做到这份儿？”

　　(押钞员王晓和张立军系化名)据《南方周末》

　　待遇

　　一名押运员在押钞车上

　　幕起

　　7：50开始上班

　　“01，01，239出车送所。”大勇朝着对讲机说，一边在表格上记下时间：“7：50”。

　　车长大勇、司机强子、王晓、张立军，374车队，239号运钞车。在这辆车上，大勇的角色是“押运”，俗称“车长”。按照规定，他坐在副驾驶座上。239号车和这四个人的一天，就此开始。

　　银行早晨开业前的“送所”(将现金从金库送至各营业网点)，和下午下班前的“接所”(将现金从各营业网点送回金库)，是他们每天的固定工作。

　　拐两个弯，停车。强子手边的小显示屏显示出运钞车后面的状况。

　　尾箱打开，镜头自动切换到里面。取款完毕，门关上，“咣当”，镜头重新切换到运钞车尾部。

　　又拐一个弯，前行2公里左右，停车，镜头切换，“咣当”。

　　驶进辽宁大学，左转，进一条小街，停车，镜头切换，“咣当”。

　　……

　　239号车的线路包括5个银行网点。大勇说：“每过一个点，心里就踏实一些。”从高中毕业后当上经济警察，强子干押钞这行已经14年。1996年沈阳市组建金融护卫中心，有七八百名经济警察直接并转过来，强子是其中之一。

　　239号车，是沈阳市金融护卫中心的第二批运钞车，已经用了八年。车厢的外壳由防弹材料构成，车窗全是密闭的，只留有一个可供枪管伸缩的射击孔，以防万一。

　　“强子啊，你这空调得修修了。”随行的银行职员说———几个送风口都感觉不到丝毫凉风。“嗯。”强子应了一声。银行职员穿着短袖衫，汗珠依然渗了出来。强子和大勇他们四个还穿着长袖制服，外面套着防弹背心。刚5月天，高度封闭的车厢已经闷热起来。

　　“1·１8大案”过后的那一年，护卫中心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情绪：受伤者刘雪森全身上下还有八十余块弹片，医生说要取出来几乎就等于要把整个人抠烂了，他手臂皮层里突起的弹片清晰可见，每一个见过的押运员“这辈子都忘不了”，大勇说：“咱们有个职业病———不管在哪儿，一听见开门声就马上回头。”

　　但也正是这起大案，成为全市金融押运行业的一个重要节点。1997年金融护卫中心只有30辆运钞车，六七年后也不过新增30来辆。大案后一年工夫就新增了100多辆。案发时遭抢的运钞车，还是银行的自备车辆，两三年的时间里，全市金融押运业务迅速集中到护卫中心。不但如此，护卫中心新辟了提款业务，由提款员拎着款箱走过从“生死门”到运钞车的一段路。

　　也正是因为“1·１8大案”，每辆运钞车上增派一名持枪人员。于是，沈阳成为全国惟一每辆运钞车配备四名押运人员的城市。

　　“每增加一个押钞员，成本增加3万。”押运中心副经理刘吉福说，“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算经济账了，得算政治账。”

　　这本就是一本经济账和政治账搅在一起的账。

　　“这几年银行为了拓展业务，搞很多上门服务———大客户不用出门就能办理。”这样一来，原本只和银行、金库打交道的运钞车，现在常出现在企业、商场、医院等等地方。

　　这一天239号车做了四家上门服务———铁通公司、安泰保险、市科委、区教育局。

　　“这些单位环境都算是不错的，有的大商场，押运员要挨个提完所有的ATM，逛街的人挤挤挨挨的，我们得从中间挤着过去。谁愿意干那样的活儿啊！”

　　这两年，强子越来越为停车的问题头疼。“现在车太多了，门口经常给你停得满满当当，能插个空进去就不错。”这样的时候，运钞车被夹在众多社会车辆中间，车距只有几十厘米。“更别提小巷子里卖毛磕的、卖报纸的、开倒骑驴的什么的，按喇叭也没用。”

　　所有这些，都是风险因素。对武装押运来说，除了增加人员和枪支以外，似乎别无选择。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说：“越有风险，就越增强武装；武装的增强，同时也意味着另一重风险的增加。此次枪击致死案，就是一个例子。”

　　风险

　　业务增加，生死一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