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同样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但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的名字：“难民”。

　　“以前在越南的时候，越南人说我们是中国人；后来到了中国，中国人又说我们是越南人……”在云南的一个难民村里，时年43岁的村主任孙文亮曾这样告诉前去采访的媒体记者。1978年至上世纪80年代初期，包括孙文亮在内、因为中越战争产生的20余万名越南难民潮水般涌入中国边境，开始了在他们看来前途未卜的生活。

　　30年后的2007年5月10日，联合国难民署对中国政府当年安置这些难民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赞扬，称中国近三十年来对境内越南难民的安置工作是“世界上难民安置和融入社会最成功的范例之一”。

　　“无条件接收”和“永久性庇护”

　　与其他国家“短时间”、“临时”安置难民的办法相比，中国政府奉行的“为每一个来到中国的越南难民提供永久性难民庇护”的承诺，在联合国救助难民史上绝无仅有。

　　按照上级指示，中国地方政府对所有难民都无条件接收，这些一无所有的难民，吃穿住用全部由政府无偿提供。据有关统计，到1978年底为止，中国一共接收了26.5万名越南难民到中国避难，其中不少为中国侨民。由于中国允许这些难民在中国永久避难，所以他们在庇护中心短暂休整后，就被中国南方的云南、广西、广东、福建和江西等省份的263个国营农场接收了。

　　“由于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难民很容易融入当地社会，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在安排难民生产生活的时候，往往按照他们原来的族群关系进行安排。”研究华侨问题的专家、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冠武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记者。

　　马冠武是广东潮州人，在他的记忆中，自己家附近的农场就接收过很多来自越南的难民，“这些难民其实多数都会说广东话、潮汕话，也有人会说客家话，语言上的优势使得他们很快就得到了认同，在当地站稳脚跟之后，要谋生和发展就容易多了。”

　　为难民融入当地社会铺路

　　1978年7月，联合国高级难民特使保罗·哈特林访问中国，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出了援助的请求。由于中国的难民安置方法不像其他地方的难民营那样只提供暂时帮助，而是提供一个长期的难民解决办法，要让这个办法更为有效，联合国的援助显然十分重要。

　　随后，联合国难民署在北京设立了分支机构，开始致力于中国的难民安置，关注中国难民社区。由联合国难民署和中国政府共同主持的项目，不但为难民提供即时救助（修建房屋等），同时也为收留难民的农场提供经济援助———这些农场由于接收了许多难民而财政紧张，只有努力扩大再生产，才能更好地“消化”新来的难民。

　　同样是研究东南亚华侨问题的厦门大学博士张坚的研究显示，到1985年为止，联合国难民署已经援助了76个中国国营农场。根据计划，4年之内，所有的难民都将自给自足。这样，几年后越南难民在中国的安置问题就将告一段落。

　　“这种安置与其他国家安置难民截然不同之处在于：不仅仅是为难民提供足够的粮食、干净的水源、基本的医疗卫生条件和教育设施，而是从安置伊始就考虑到如何让难民融入当地社会发展中，为难民第二代、第三代的生活奠定扎实基础。”张坚说。

　　多数难民选择定居中国

　　在国际上，对难民的主要安置办法是：战争状态或者紧急状态结束后，所在国政府将难民自愿遣返，或者吸纳为所在国的居民，或者转到第三国安置。中国政府也曾经与老挝政府协商，共同签订了《关于遣返在华老挝难民的议定书》，根据这一协议，1991至1997年间，3000多名老挝难民分17批顺利地返回了家园。

　　当然，也有不少在中国居住多年的越南、老挝、柬埔寨难民，最终仍愿意选择在中国长久居住下去。“中国非常好，我们做梦都想成为中国人。”一位难民表示，当年中国在难民进入之初采取的积极政策和措施，对处于水深火热的他们而言无异于雪中送炭。

　　有报道显示，从1983年起，中国政府根据自己的国情，决定让难民们开展生产自救，不用交公粮，让他们通过劳动自己养活自己，每户人家每年都有不少的收益，有时候甚至超过当地的中国农民。

　　但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西方一些国家却将中国政府安置难民的措施视为为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权采取的“怀柔”政策。张坚对此有着不同的看法，他更愿意将其归纳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远人不服，则使之来，既来之，则安之”的“大同思想”。

　　当年难民已成投资越南主力

　　广东省的清远农场当年接收了6207名难民，这些难民大都靠养殖鱼虾和种植果树谋生。人口的不断增多，意味着人均土地资源的减少，但更多难民还是能在当地政府扶持下找到新的发展道路。

　　如果说当年的难民首要问题是安顿下来，养家糊口的话，那么，如今，随着中越关系正常化，原来就有浓郁越南情结的难民，相当一部分人开始利用在越南的人脉、感情和土地资源，寻找自己发展的新空间。当年被安置在广西浪湾农场的吴祖致的儿子吴权佑，早在2001年就开始酝酿在越南、缅甸、柬埔寨等地种植木薯、剑麻等产品，充分利用当地土地广阔、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发展生产。

　　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的加快，吴权佑成功地把木薯产业延伸到最初逃亡的越南广宁省。广宁省省府下龙市近郊的200多亩土地，已经被吴权佑担任法人代表的企业全部承包，承包期30年，全部用于种植木薯。

　　在这片土地上：从求生到致富

　　在中国南方的边境省份上，今天仍然可以看见一些特殊的人、特殊的村庄，人们仍习惯地称呼他们为“难民”“难民村”。当年，中国以宽广的胸怀接纳了他们，而这些至今已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的群体，有的人将生命的小舟永远地停在了异乡，有的人则已成为中越边贸的中流砥柱。

　　在感受时代变迁的同时，难民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近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当年来到中国的难民，大都已经在中国繁衍了后代，儿孙满堂。而这三十年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各种新生变化亦纷至沓来。种种喧嚣和热闹的背后，不仅考验着土生土长的中国人，那些侨难民的生活也随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吴祖致：解放军帮我们安家落户

　　30年前，因为拥有中国血统，不到12岁的吴权佑与父母姐妹一道，在中越冲突中成为难民，被迫返回中国。

　　吴权佑的父亲吴祖致当时曾一度为家庭生存状态担忧。“由于时间紧迫，越南当地政府的遣返令下来后，很多财产来不及变卖，大部分土地只能交给远房的越南亲戚耕作，能够随身携带的只有少量的金银首饰，以及后来根本不值钱的越南伪币。”吴祖致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回忆道。

　　土地在哪里，谋生的途径在哪里？这些都是当时困扰越南归难侨最大的问题。

　　然而，事实上这一切都没有成为他们的生活障碍。在踏上几代人都已略显生疏的中国土地后，吴祖致一家像其他难民一样，很快得到了政府和侨办的通知：被安置到距离南宁市中心37公里的隆安县浪湾华侨农场，从事农业生产，并完全享受城市职工待遇。

　　吴祖致回忆起当时的状况仍非常感慨：“最初我们住的还是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临时救援帐篷，短短1个多月时间，这些帐篷就被平房取代了，当地没有饮水设施，是解放军连续奋战几个昼夜，为我们打好了井，随后还建好了水塔，所有的饮水问题就全部解决了。”

　　更为重要的是，粮食问题尚未解决之前，在农场工作的难民全部享受城市职工的粮食户口政策。吴祖致的定量是20公斤大米，吴权佑是12公斤。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难民们享受着许多农民梦寐以求的粮食定量供应政策。

　　吴培良：期待更多致富机会

　　随着2006年《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生效，广西北海市侨港镇的渔民面临着减船转产的压力。而开展近海养殖的办法，是很多难民解决减船转产之后面临生活问题的主要生产方式。

　　侨民吴培良就是成功转产的渔民。2003年，他把本想购买新船的钱投入到近海养殖生蚝上。经过认真的学习，不断总结经验，在3年多时间里，他养殖生蚝年收入超过30万元。在吴培良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难民开始学习怎样利用近海丰富的海洋资源实现减船转产的目标。

　　休闲旅游渔业也是侨港渔民增收的新途径。北海爱浪休闲渔业旅游有限公司和侨港镇发展休闲渔业旅游项目，2004年以来，把捕捞渔船改为休闲渔业旅游渔船已经有20多艘，40多户渔家逐年向前来北海旅游的游客提供“休闲渔业”的旅游项目，旅游内容包括：拖网捕鱼、海上观景、海上垂钓，捕获鱼虾归客人所有、与渔民一起分享原汁原味的生猛海鲜、返航中聆听船老大讲述大海的神奇传说……这既解决了渔民转产转业问题，又为北海增加了特色旅游项目。据《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