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反映上世纪30年代初我党在上海隐蔽战线斗争的惊险故事片《华捕007》上映，吸引了无数观众，许多城市的街头和广场也相应出现巨幅电影广告。然而，很多人或许并不知道，影片主角的原型名叫鲍君甫，曾化名杨登瀛。他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更是鲜为人知……
卖茶为生的神秘老人
解放初，南京城西随园一带尚是清静之地，人烟稀疏，随园后有一小巷，曲折通向清代名诗人袁枚的墓道。巷口有一茶水摊，摊主是一位体态臃肿的老人，年约六十上下，人称鲍老先生。他说话带广东口音，衣着半旧但质地考究，除卖茶，还兼卖香烟、火柴、洋画片等。老人沉默寡言，待人谦和，似乎与世无争，没生意做时，他就看书读报，平时与家人深居简出，显得有些神秘。当地居民只知道此人名叫鲍君甫，是几年前从玄武门附近大树根（地名）迁过来的，他的身世似乎是个谜。
1951年初某日，市公安局的警车开到随园，将鲍君甫抓去，顿时在当地激起轩然大波，居民们议论纷纷，都说没想到平日老实本分的鲍老先生竟然是个坏人！然而，事态有了戏剧性变化。三天后，鲍君甫就被放了回来，且还是小汽车送回来的，陪同他的是一位公安干部，没佩短枪，挟一只公文皮包，面带微笑，对鲍的家人也很和气。当日，他又向地方上干部作了些交待，明确告诉他们：这位鲍君甫，是对党对革命有很大贡献之人，地方上切不可歧视他。他虽任过伪职，但只是一般历史问题，已查清楚。人们惊愕之余，仍感到有点困惑。
一星期后的某日上午，一辆小汽车驶至随园，将鲍君甫接到市政府，接待他的是市政法部门领导人陈养山（他当年正是我中央军委特科的一名骨干成员）。两人紧紧地握手叙旧，令鲍君甫铭心难忘的是陈养山含笑告诉他：已将他尚健在的消息电告周总理、李克农、陈赓等领导同志。就陈养山所知，周总理不久前还曾给上海市长陈毅、副市长潘汉年和南京市长刘伯承、副市长张霖之等打过招呼：请留意鲍君甫的下落，如鲍已在“镇反”运动中被捕，请放出来再说。鲍君甫甚为感动，凝咽无语……
八十年前的风云岁月
鲍君甫是广东人，1890年生，早年留学日本，在东京读完高等商专后，又毕业于早稻田大学。1918年回国，在上海投身“五四”运动。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鲍君甫倾向进步，有正义感，与在上海大学执教的瞿秋白、恽代英等共产党员常有交往。因长期在日本留学，日语精熟，他一度供职于上海的日本三井商行，与沪上几家日本通讯社有密切联系，也同一些日本商人有经济往来，而且与上海租界工部局及捕房政治处很熟悉。1926年底，鲍君甫对外改名杨登瀛，以此名加入国民党。那时他家住北四川路底上海大学附近的江湾路，结识了在上大学习的陈养山、刘鼎等中共党员，陈养山还向他学习日文，以师生相处。1927年“四一二”清党中，鲍君甫因同情共产党而被捕，临处决前被旧友张道藩出面保释。
1928年春，陈养山在浙江搞农民暴动失败，逃到上海后无处安身，便借住鲍君甫家。那时，原中统采访股总干事杨剑虹被委任为中统驻上海特派员，正在招兵买马、扩充势力。杨剑虹亦是广东人，上海青帮中的高层人物，曾在日本商行混过，常得到鲍君甫的帮助。正因有这层关系，鲍君甫进入中统，成为杨剑虹的副手。其间，鲍通过陈养山与中共中央军委特科二科科长陈赓接上关系，开始提供国民党内重要情报。
陈赓与鲍君甫保持单线秘密联系，派特科成员连德生为鲍的助手兼保镖，还用特科的经费为鲍买了一辆小汽车。我地下党内部仍称鲍君甫原名，社会上则只知杨登瀛，不知两者乃是同一人。
1929年7月，杨剑虹因青帮内讧而自杀，不久，中统局长徐恩曾任命杨登瀛（鲍君甫）为上海区特派员，信任有加，对他办的案、处理的事从不插手过问，法租界捕房又任命他为顾问兼探长。他常陪同兰普逊探长等外籍巡捕头子乘车外出办案，头戴英国礼帽身穿黑呢大衣，腰挎手枪，威风十足。半个多世纪后，鲍君甫这一历史形象再现于影片《华捕007》和《陈赓蒙难》等影片里……
1930年夏某日，鲍君甫悄悄来到南京。此行的目的，是考虑到他在上海的名气太大，树敌太多，卧底工作又具有高度危险性，他不得不为家人提前做些安排。他出钱委托在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工作的好友路友廉租下大树根一幢洋楼，以便万一他出事后让家人居住，又在银行预存一笔钱，甚至还为自己在中央门外预购下一穴墓地。布置妥当后，他去看望陈立夫和徐恩曾，各送上一份重礼以拉紧关系，见这两个上司对自己待如心腹，他放下心来返回上海，继续暗下为中共中央军委特科工作……
鲍君甫胆大心细，机警过人，并且有双重高级职务作为掩护，那一二年里，他多次提前给陈赓和李克农通风报信，使国民党方面破坏我地下党机关的阴谋失败，还使近百个叛徒、内奸及时被特科的红队（又称打狗队）处决，极大地震撼了敌人。鲍君甫还为我地下党营救被捕的任弼时、关向应等十几位高级干部做出了至为重要的贡献。为不致暴露，陈赓常提供些过期的党内文件、印刷品及无关紧要的情报给鲍君甫，让他应付上司……
1931年4月，特科总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旋即叛变，供出杨登瀛即为中共谍报员鲍君甫，鲍立即被拘捕，几次受刑讯，但他拒不招供，被关押年余。后来，陈立夫、徐恩曾出于派系斗争的考虑，授意张道藩出面将鲍君甫保释出来，并陪送他携家小五口人移居南京，住进大树根那幢小洋楼。
不久，他与我党也从此中断了任何联系。
解放后的旧友重逢
岁月交替，转眼间到了1954年底，鲍君甫因连生两次大病，耗光了最后一点积蓄，入不敷出，破瓦房漏雨无钱修，连一日两餐都成了问题，他无奈之下向有关部门申请救助。那时，陈养山早已调往北京工作，市政法公安部门其他领导人对鲍的情况又不太了解，虽批下一些救济金，但仍不能解决他家的困窘。
鲍君甫考虑再三，分别给在北京的陈赓与李克农写信求助，语气恳切。等了约二月余，未见回音，他有些失望。其时，陈赓正在外地视察，李克农则感到回信有些不妥，但他很快就给公安部长罗瑞卿写信，介绍了鲍对革命有大功的简况，建议由公安部通知南京市公安局，以后每月给鲍君甫150元~200元补助，并帮他装一副假牙……
鲍君甫终于收到第一笔补助金。接着，经由有关部门代转达了陈赓的口信，表示他没能及时读到鲍的求助信，现特邀鲍上北京住一段时期，一应费用由他解决，并委托华东军区司令部情报部派员陪送鲍去首都。老人激动万分———首长们并未忘了他啊……
到了首都，鲍君甫被安排住进总参招待所，陈赓夫妇设家宴款待了他，共叙冒险犯难出生入死的风云岁月，陈赓还亲切询问了鲍的情况和生活上的困难。又过了一天，陈赓出面邀约昔日特科战友李克农、陈养山、刘少文、刘鼎等同志，共同设宴招待阔别多年的鲍君甫。后又安排他去医院检查身体，装牙齿。陈赓等同志还自己凑钱给他添置了许多衣物。
半个月后，老人回到南京，神采奕奕，如同换了个人。茶摊也不必摆了，因为有关部门逐月发放的生活补助，足以保证全家人衣食无忧。几年后，他的生活费改由军区司令部情报部支付，据说是陈赓和李克农生前作出的安排。1958年夏，周总理陪同印尼总统苏加诺来南京参观访问，百忙中他还向省市负责人询问有关鲍君甫和其家人的情况，得知他一家生活安定、两子一女有的读大学有的已参加工作，总理点头表示宽慰……
1966年“文革”爆发，天翻地覆，神州陆沉，鲍君甫老人的悲惨处境可说不言而喻，上海、北京等地一个个造反派专案组都找到随园，勒令鲍老交待“历史问题”，实际是将阴谋的矛头指向周总理和已相继辞世的陈赓和李克农。但是，鲍君甫让他们都失望而去。
1969年底漫天风雪中，鲍君甫病故于家中，终年79岁。
摘自《档案春秋》 王炳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