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0日的中新社报道：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宛丽在《人民论坛》上撰文指出，处于发育期的“新中产阶层”正在遭遇“精英陷阱”：这一群体遭遇了来自“精英联盟”的“权力排斥”，向上流动及发展的机会受阻。

　　所谓“精英联盟”，实质是一种“权力联盟”。只有破解这种由公权力者所构筑的利益共同体，人民自主流动与发展的管道才可能通畅。那么这里一个关键的问题便是，这样的“权力联盟”何以能够出现？

　　再看《检察日报》同日的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振川透露，2003年1月至今年3月，领导干部尤其是县处级以上干部渎职侵权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他指出，当前相当多的渎职侵权犯罪案件被忽视、被容忍、被“谅解”。有的领导干部片面强调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甚至法外讲情，为犯罪嫌疑人开脱责任。

　　“权力联盟”何以出现？领导干部渎职侵权犯罪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以及其背后的权力滥用和利益认同，是一个相当及时的答案。这其实也就意味着，当法制与法治无法真正对权力形成制约与遏止，那么公权天然的扩张及寻租性，必将使其形成某种利益共同体。在这种情形之下，“新中产阶层”受阻于权力联盟，已可谓是利益阶层“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本能所致。事实上，这种权力联盟的排斥，已不仅仅是“新中产阶层”所遭遇的问题，更是整个社会面临的发展难题。去年就有媒体刊文指出，社会底层的人群日趋定型，缺乏改变自己命运的渠道和机会，难以实现公正、合理、开放地向“上”流动。就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推出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也指出，干部子女当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更为形象地指出中国社会存在的权力转移与贫困世袭的不公现象。

　　如何破除权力的利益联盟？如何赋予公民自由流动与发展更完整的权利？这些问题，都必须向法治寻求解答之道。（杨耕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