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描写一代人心灵成长的小说。20世纪60年代中期，从高级干部公寓和从市井里弄走出来的男女主人公们，带着青春的热情、敏感、躁动和迷茫，顽强而莽撞地为自己的理想和人生寻找理由。可以说，这是一部“老三届”的精神成长史，作者书写了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从来不需要想起也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段历史。

　　南昌和陈卓然

　　南昌的父亲原是华东局干部，任一名高级领导的秘书，曾跟随去中央工作。不久，这位领导却因涉入一起分裂事件被清除出党，他便也调回上海。此时，华东局已撤销，他的组织人事关系落在市属机关，保留了原先的级别，但是个虚职，等于赋闲。其时，他方才三十六七岁，正值当年，政治和事业上却均无前途可言，心情是消沉的。

　　这段日子，倒是他们家人聚首最多的日子。学校里停课，孩子们大多回了家，父母呢，不像过去那么工作忙，都可以按时下班。晚饭时围一桌人，似乎这才发现，儿女们都长大了。大人们几乎是带着些惊异地听孩子们谈论时局国政。少年人的言论总是浮夸的，可也很有趣。父亲脸上会露出一些难得的微笑，带着讥诮的喜爱。

　　在初冬第一场寒流来临后的暴冷的天气里，南昌从学校回家取冬衣。这是一个上班日的下午，他没料想父亲会在家中，而其他的兄弟姐妹又都不在，于是，可说是前所未有，父子俩进行了一场谈话。父亲问他在做什么。他对“做什么”的说法感到不舒服，觉出其中的轻视，出于反抗的心理，他不免态度倨傲，回答说：运动正在关键时刻。言语中也有一种轻视，轻视父亲置身于时代洪流的岸边。

　　南昌他们中间，最年长的一个是陈卓然。他出生在解放战争最艰苦也是最具有决定性的鲁南还击保卫战时期，生下之后就寄养在当地老乡家里。当县武装部和民政部的干部来到北石砬村领陈卓然的时候，他七岁。他跟了来人乘上吉普车，颠颠晃晃去往县城，到了晚上，就开始吵闹着要回家。好在，火车又一次吸引了注意力，等到了上海，他已耗尽力气。

　　他们家在市中心区的一幢公寓房子内，底下就是繁华的马路，两边多是商铺。白天里，家中只有他、继父，还有一个叫做大姑的人。他的生身父亲已经牺牲，底下的弟弟妹妹都是母亲和这位继父所生，所以与他姓不同的姓。继父在战争中挂过重彩，有一处还伤及要害，经常发作。当陈卓然来到这个家的时候，继父基本上处于卧床的状态。

　　初中时候，陈卓然迷的是文学。接下来，他侧重到了生物学，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再由恩格斯对达尔文的高度评价对马恩产生兴趣。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离高中毕业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他手头的书本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于是，无可避免的，他卷进了运动。

　　陈卓然在年龄和见解上，都要比南昌长一截，但是，南昌注意到，陈卓然挺重视他。这一天，他和父亲交谈后回到学校，心情一直郁闷着，晚饭以后，不知为一股什么力量驱动，他对陈卓然说：我想和你谈谈。

　　我的父亲，南昌激动地说到这天下午与父亲的交锋，父亲讥诮的神情，还有———他说，父亲看上去，就像一个托派分子。陈卓然说，他想见见他的父亲。

　　这一天，正是一九六七年的元旦。离公寓大楼还有十来米远，南昌就看见大门旁的墙上，贴了白色的公告，上面写着禁止父亲在假期内外出。陈卓然却像什么也没看见，走在了前边。他赶上几步，拿出钥匙开门。始料不及的是，家里的气氛近乎喧哗，门厅里都是人，围着方桌在包饺子，扑面而来一股和着葱韭蒜姜的鲜肉气味。南昌将陈卓然带到父亲面前，做了介绍。父亲点点头，问：外面的形势如何？父亲的神情很轻松，脸色甚至是开朗的。陈卓然和南昌一起吃了饺子，方才离去。两人走出公寓大楼，一言不发地骑到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