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有一位来自内地小有名气高校的教授来我就职的学校求职，他已经年过五十，且在原单位是担任博导、院长。所以我不免有些好奇他为什么要放弃境况颇佳的事业。原来他们学校前两年贷款太多，现在还贷压力很大，工资虽然勉强还在发，但校内津贴已经停了，校内人心浮动，他虽然是个中层干部，但也担心以后的生活，于是想一走了之。高校巨额贷款的后果突然之间活生生地展现在我面前，说实话，当时吃惊不小。而前不久，吉林大学自曝家丑，表明高校背负巨额债务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现在已经开始影响到正常的教学秩序了。

　　不过总算还有特立独行的大学，据《南方周末》近日报道，汕头大学没有一分钱的银行负债，因为汕大“在很多关键时刻有真正决策权的是校董事会，因此控制住了盲目投资以及扩大办学规模的欲望”。也就是说，相对于国内其他高校而言，汕头大学自己的事情自己能做主，有更多的办学自主权。

　　略微夸张一点说，现在国内普遍的情形是：不是各大学校长在办学，而是教育部在办学。许多重大事务，大学没有什么话事权，只能被动地执行教育部的决策。而这些决策当中，有些不一定是正确的，而大学的执行也不是心甘情愿的。比如说早年合校风潮，多数都是教育部与地方政府的拉郎配。后来证明，就大学而言，最大并不意味着最好，很多合校效果并不是很好。此后的扩招，有一些大学出于对自身教学资源局限的考虑，也曾表现出一定的谨慎姿态。但熟悉中国特色的人都知道，既然是主管部门的一项政策，那么就容不得有半点观望，于是半推半就中，扩招几乎遍及全国所有高校。而无论是合校后的整合，还是为了适应扩大招生规模基础投施的建设，都需要巨额资金，在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贷款就是不二选择。而贷款的后果，现在是有目共睹了。汕头大学由于其特殊的办学背景，则有相对的自主权和独立性，可以对某些政策说不，从而规避了“遵命办学”的风险。

　　扩招、合校只是进入公众视野的问题，事实上，以教育部为首的行政主管部门“集权”要严重得多，遍及高校办学的每一个环节。大到学校体制、领导人选、办学规模，小到某些教学文件的填写格式、某些课程教材的选择、某些教学内容的设置，都在教育主管部门的掌控之中。各级教育主管部门每年都要组织数不清的评奖、评估、检查、项目申报，名目繁多，每一个活动学校都不得等闲视之，否则就得不到相应的资源，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有限的资源越是高度集中在教育主管部门手中，高校办学的自主权越是稀缺。而近年来，商业化的各种大学排行榜又推波助澜，强化了这些资源的权威性。为了得到这些资源，各高校就得事事听命于主管部门，不得越雷池半步。毕竟，能够得到李嘉诚资助的大学，只有汕头大学，汕大可以婉拒某些政策，其他大学敢吗？

　　高校自主权的缺失增加了高校的办学风险。假如高校具有充分的自主权，条件成熟的时候，无论是扩招、合校还是贷款，都可以作为学校发展的一种选择，并无不妥。但作为一种必须执行的行政命令，不容各个学校结合自己情况进行理性的决断就贸然实施，后果可想而知。吉大自曝家丑，何尝不是一种含蓄的质问：负债累累，谁之责任？

　　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对大学水平的制约。大学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学术自由，世界各国高水平的大学无一不是在自由精神的主导下建成的。而大权在握的教育主管部门和缺乏自主性的大学能不能保证学术自由，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疑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