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张学良因“皇姑屯事件”与日本关东军结下杀父之仇，但是，极少有人知道张少帅跟日本关东军还有一段杀子之恨。这是几乎被历史湮没的沉重记忆，也是张学良将军倾心抗日的重要原因。
1928年，张学良在其父张作霖遇害身亡不久，即极力主张与南京国民政府实施易帜统一。日本关东军阻止“东北易帜”的阴谋失败之后，竟在张学良爱子张闾琪病重之际，悍然制造了又一起与“皇姑屯事件”同样臭名昭著的爆炸杀人事件。正是这一事件，残酷地夺去了张学良刚刚9岁的爱子性命。
张家子女中的佼佼者
张学良1915年和于凤至结婚以后，先后生下长女张闾瑛、长子张闾珣、次子张闾玗。1920年春天，张学良和于凤至的第三个儿子也出生了，张作霖亲自为这个孙子取名为张闾琪。这个孩子不但深得祖父张作霖的青睐，同时也被张学良伉俪引为至爱。原因是张闾琪长得与张学良酷肖，清秀而斯文，从小就老实厚道，才华横溢，比他两个兄长更为聪明。
张闾琪6岁时就在沈阳大南门帅府内宅启蒙读书，张作霖亲自为张闾琪延请一位家庭教师。在家庭教师的精心教育下，张闾琪学习了《四书》、唐诗宋词、书画。到了他8岁时，张学良又为他聘请了英文教师，希望他将来融贯中西，还准备以后送他去欧美留学。
张学良为张氏帅府中有这样一个颇有希望的后继者而暗自欣喜。然而好景不长，就在这时，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了。
惟独拒绝日医上门
1929年秋天，张闾琪忽然染上了重病。初时咳嗽，后来发热，严重时高烧到39℃。张学良那时刚刚继承父业，主持东北三省军政，虽然日理万机，但也为此事日忧夜虑。张学良夫妇为了救治张闾琪，不惜在东北三省遍请名医，前往大帅府多方调治。
张作霖时代的军医官王少源是张学良早年最为信任的医师，然而此时年事已高的王医官也束手无策。沈阳城里的外国西医几乎都请到了，惟独没请日本医师，然而这些洋医们用尽所有办法，张闾琪的病均不见丝毫好转。远从黑龙江和吉林请来的几位名医，也日夜守候在大南门帅府的大青楼内，大家轮番会诊，不停地变换处方，然而张闾琪的病情非但不见好转，反而转危，在接连月余的高烧不退之后，又陷入了昏迷状态。
这时东北军政要人纷纷进府探病，有人向张氏夫妇建议请中医调治，也有人主张请日本医生治疗。后来在无计可施时，张学良同意请中医给张闾琪治病，尽管那时的张学良相信西医而不倾向中医，但他宁肯延请中医也拒绝延请沈阳的日本医生。
那年11月初。一位名叫马二琴的沈阳老中医，因有现任帅府军医官马际宇的介绍（他是马医官的本家叔叔），亲自上门为张闾琪治病。马二琴认为张闾琪很可能患了可怕的肺伤寒。不过，经马二琴几服中药的调治，张闾琪的病情居然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出现了转机，随着高烧的渐渐转轻，张闾琪已能少量进食了。这给困境中的张学良夫妇以极大的安慰，也让从前对中医多有误解的张学良，从此对中草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如果张闾琪的病继续让中医马二琴医治，也许张家就不会发生后来让人痛心的悲剧，遗憾的是，由于张学良当时身居东三省军政要职，身边簇拥众多关心张闾琪疾病的人，这些人的初衷当然都是好的，然而谁也不会想到，好心有时也会办坏事。
当年12月初，由于张闾琪尚有咳嗽症状，而中医通过诊脉又不能正确诊断其咳嗽久治不愈的症结所在。于是有一位深得张学良信赖的奉系旧将，极力主张送张闾琪到仰德医院（当地人称南满医院）去照肺部X光片。
上世纪20年代末的沈阳，像X光机这类先进医疗设备简直就是凤毛麟角，偌大个沈阳城只有仰德医院才有。但问题出在，仰德医院是日本医生开办的，院长名叫广野三田，早年系东京早稻田大学医科毕业的高材生，来奉天行医后名气较大。于凤至听说要把她心爱的三子张闾琪送到日本医院照X光，马上表示反对。张学良也心存疑虑。就在张学良举棋不定之时，那位素与广野三田有私交的奉系旧将再次陈词，并为广野三田的医德和为人拍胸作保。
张学良就去询问军医官马际宇：“到广野三田的医院里照片子是否有危险？”深得张学良和于凤至信任的马际宇表示：“广野三田行医多年，医术也值得称道。至于他是否可靠，我不敢说，不过我敢肯定他和关东军没有任何关系，他只是一个日本医生，相信他绝不会利用给孩子治病之机暗中做什么不光彩之事。”
这样一来，张学良心存的一丝戒意也消除了。于是，张学良作出了送张闾琪进仰德医院照X光片的决定。
X光机突然爆炸
1929年12月上旬，一个刮着北风的上午，张学良派军医官马际宇、侍卫张汝舟、苑凤台等五人，乘两辆汽车前往位于南满铁路地区的仰德医院。由于事前张学良爱子患病、各地遍请名医的信息早在沈阳扩散开来，因此广野三田等日本医生自然早知此事。加之张学良之前已经派人通知了广野三田，所以那天上午医院已经做好准备。因是张学良的三子就诊，广野三田显得格外重视，他特意让人把张闾琪将要就诊的X光胸透室内外清扫干净，当天上午只接待张闾琪一位患者。
上午9时，主治医生川岛治重和一位女护士（也是日本人）将张闾琪推进胸透室，并安排坐在X光机前。所有陪同人员，都被劝阻在胸透室外间等候。广野三田虽然赔着笑脸，却坚决不肯放这些陪同人员进室，理由是X射线有杀伤力，非病人不得入室。
就在马际宇医官和几位侍卫在胸透室外等候得心绪焦急之时，蓦然听胸透室内传来一声巨响，好像有颗定时炸弹猝然发生了爆炸。马医官等人暗叫不好时，胸透室内响起尖厉的孩子哭叫声，接着有人在室内惊恐地叫喊。马医官和几个侍卫推开仍在阻拦的广野三田，撞开内室玻璃门扑进去，惊愕地看见一个凄惨血腥的场面：烟雾弥漫之中，胸透机的主机玻璃板不知何故发生了爆炸，张闾琪倒在炸裂的胸透机前，脸部胸部均有淋漓的鲜血，人早已昏迷不醒了。再看那两个日本男女，虽然也是满脸恐慌，但却没有在爆炸之中受到致命的伤害，仅仅是雪白大褂上沾些爆炸的粉尘罢了。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马际宇和侍卫慌乱中抱起已经昏死的张闾琪，向广野三田等日本医护人员发出质问。可是，广野三田对此故作惊讶，称是刚刚购进的胸透机突然遇冷而发生玻璃板爆炸。
等张学良夫妇在大帅府看到从仰德医院运回来的儿子时，儿子早已人事不省。虽经府内医生们的连夜紧急抢救，张闾琪终因玻璃碎片击中要害，当天夜里便在帅府溘然而去了！
张闾琪之死与张作霖之死同样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事后，日本方面故作姿态地对此不幸事件表示遗憾，但却迟迟不肯提交爆炸原因的报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虽已猜测爱子的猝死与当时觊觎东三省的日本关东军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日本关东军始终不肯承认此案是他们一手造成的。
1989年，张学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幽禁恢复自由后，在台北会见了一位名叫池宫城晃的日本记者。这位《每日新闻》的著名摄影记者在和张学良会面时，把多年搜集的关东军秘密档案复印件给张学良亲阅。张学良这才惊愕地找到了历史的答案。
原来，日本关东军获悉张学良将要送爱子前往仰德医院求医后，连夜由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出面，以威胁利诱之手段，收买了广野三田，然后暗中布置日本特务在X光胸透机内密装炸弹，由特务幕后操纵引爆！可叹的是，张学良在解开这血腥之谜的时候，已是耄耋之年。隔年，张学良在接受日本NHK广播电视公司采访时，开头就说：“我恨日本！”
摘自《文史博览》 窦应泰/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