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广州白云山国际机场。我机场海关进出境出口检查处的海关人员林华发现，有一名外国人携带了两只老鼠。此可疑情况马上引起林华的注意，他随即向广州海关及外贸部外事局作了电传汇报。此事马上传到了北京市公安局负责外贸系统敌特侦查的张文奇那里，他立刻通知海关保卫部门将这两只老鼠扣留，送广州市卫生检疫局检测，查明老鼠的来源地。

　　经检疫部门检测，送检的两只老鼠身上沾染有不同程度的放射性物质，检测鉴定后的放射性物质数据与我国西北核工业生产基地的放射性数据类同。据此分析，老鼠生活的地区有可能是原子工业基地。很快，化工部国外局的调查报告也送到了北京市公安局。据侦查，携带老鼠的人是在我国兰州化工公司工作的外国专家，名叫乔治·瓦特。最近，外交部特批了他的夫人来华探亲，也批准他去香港休假。

　　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张文奇打算主动出击。

　　然而，此时中国的首都北京，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里，党政瘫痪。张文奇推断，如果瓦特是间谍，在外交关系紧张、敏感的情况下，他不敢贸然走“大路”转送情报，唯一的途径就是走夫人来华探亲后回国的“小路”。现在，他夫人探亲结束即将回国，他也申请去香港“休假”，时间紧迫，下一步怎么办？全局工作都处在瘫痪状态，找谁决断呢？

　　万般无奈，张文奇只得去找一位熟识的老同志拿主意。老同志也难得直搓手，突然他眼睛一亮：“文奇，你去公安部找杨奇清副部长直接请示吧，这时候只有找他了。”

　　一个普通侦察员直接找部长？思前想后，严峻的形势已经不能让他再犹豫了。于是，张文奇来到了戒备森严的公安部。杨奇清听了张文奇的汇报，立即回答：“不能放，不能放，放走就是犯罪！你有什么办法？”

　　“可以找借口，就说工作需要，让他暂时留下来。”

　　杨奇清点点头：“好！要婉转，不要打草惊蛇，要拖住他，给他开一条通道，让他把‘东西’给夫人，我们在机场张网！”杨奇清像一位老练的渔翁，轻轻抛出了“钓饵”……

　　正当张文奇告辞出门时，杨奇清又说了一句：“你最好和外交部联系一下，听听他们的意见。”

　　张文奇应了一声，骑上车子就跑。一路上，他的心情一半是喜悦，一半是急切。因为瓦特夫人出境时间越来越近了。

　　无心之言又暴露一个间谍

　　1967年9月5日。在首都机场，保卫人员经过一番努力，从瓦特夫人那里搜出了发报机和胶卷，以及外国情报机构所要的中国原子弹实验任务的详细情况。

　　把瓦特拍的可疑胶片冲洗放大，送往有关部门鉴定，证实他拍的是我核工业基地的地形图。这些底片经过特殊拼接，可以显示不仅有原子弹机密资料，还有7张是兰州军区完整的战备地形图，另外3张是兰州军用机场地形图。据此完全可以判断，瓦特是个训练有素的特务！

　　经分析，他们通过海关往境外携带老鼠，目的是通过老鼠身上的微尘，测试我国西北原子弹基地放射物的试验数据，然后推算中国原子能工业的发展机密。

　　事不宜迟，马上向杨副部长汇报。

　　杨奇清拧着眉听着，在屋里不停踱步。突然他站住，抓起桌子上的红色电话机，说道：“我是公安部杨奇清，要向总理汇报案子！”

　　张文奇顿时睁大了双眼。

　　“我是周恩来呀。”

　　周总理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清清楚楚，真真切切。张文奇双手禁不住紧紧地按在沙发扶手上，侧耳倾听。

　　杨奇清简单扼要地汇报了案情。周总理边听边问，电话里的声音很清晰，张文奇都听呆了。

　　杨奇清放下电话，兴奋地说：“小张，听见了吧？总理说这个案子大有可为，一定要搞到底，配合外交斗争、外贸斗争。”

　　张文奇连说：“听见了，我听见了。”走出公安部大门，张文奇抬眼望天：天是那么的蓝，太阳是那么的亮！

　　不久出现了新情况，兰州的一个外国专家在某科研单位搜集我核弹头无线电遥测频率时被我方拘留了。

　　这时，一个长途电话打到北京找瓦特。此时瓦特尚不知自己处在被监视之下，接电话时，他脱口而出：“不是他，是许林德！”

　　许林德是谁？在何地？以什么身份在中国再现？

　　张文奇对这句脱口而出的话非常重视。为了进一步了解许林德，弄清他的真实身份，张文奇决定以技术专家的名义随中国进出口公司考察组赴兰州化工基地。

　　后查明，许林德在兰州十分活跃，他常单独一人到处转，偷拍我禁区照片。

　　11月的兰州，已经寒冷起来。许林德加快了搜集情报的行动，并做好随时出境的准备。

　　1967年12月初的夜晚，北京机场零星地飘着片片雪花。张文奇等几个侦查员早已在机场张网等待。

　　22点10分，许林德从飞机上走下来的时候，一眼看到了张文奇。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没想到！”

　　在机场检查室里，当场搜出了许林德携带的情报。这些情报上面明显地印着NSD密写标记。这些情报都以不分行、不分段、没有标点符号的格式书写，共72页，全部用英文大写排列，是美特工书写情报的特有方式。

　　更重要的是，发现了许林德精心携带的用塑料袋密封的粘在各种白色手套、手帕上的尘埃标本以及微型胶卷。这些正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急需得到的情报。收集原子弹爆心附近的尘埃，对测试原子弹当量及原料成分是相当重要的。

　　突然找不到杨奇清了

　　1967年12月12日的北京，西北风夹着小雨抽打着窗户。

　　杨奇清就在这个冰冷的早晨被带到秦城监狱。高墙铁窗，隔绝了这位党的忠诚战士与外面的联系。他心里有一桩桩、一件件难以放心的事情，其中就有张文奇正在侦破的间谍案。

　　钓到许林德这条“大鱼”之后，张文奇突然发现找不到杨副部长了。当他猜出杨副部长的去处时，心里像被刀绞了一下。他担心，他难过，同时又多么想告诉杨副部长一个好消息：从许林德身上已搜出了进行特务活动的确凿证据，粉碎了这个间谍企图将我国西北重要军事机密带出境的美梦。

　　初战告捷的喜悦在张文奇心里没有存留多久，就被新的焦虑冲走了。

　　瓦特、许林德提供的口供十分重要，涉及我国外贸、外交战线的工作，但要扣人，可不是小事，会引起国际纠纷。这些情况必须向中央反映，由中央作出决策。可这时却找不到杨奇清了，下一步工作找谁决策成了问题的关键。对！找外贸部长李强，请他向周总理转告案子的进展情况。事到如今，只有这么办了。

　　第二天上午，他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推开了李强部长办公室的门。

　　处在“文革”风暴中的李强十分镇定。他认识张文奇，没等张文奇说两句话，就打断了话头，说：“你别汇报了，告诉你，这个案子周总理批了，该公司在中国的人员限期离境，立即废除签订的合同，并要求他们赔偿经济损失。”

　　张文奇顾不上高兴，接茬说：“李部长，我是说这些外国人的间谍活动问题，我审查了许林德，他的问题比瓦特还严重，有关原子弹的机密、情报、资料，还有密写工具、信件都搞到了，可是我找不到杨奇清副部长啊。”说到这里，他发现李强的眉头拧了起来，屋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这些外国人享有外交豁免权，搞不好就会引起国际纠纷。但是如果让外国间谍把这些机密资料带走，这对我国将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呀！

　　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通过外交途径，通过中央领导同意。可是这些间谍马上就要离开中国了。

　　“您是否能找一下总理？”张文奇急切地说。

　　李强没有说话，伸手拿起电话，有力地说：“请接周总理办公室。”张文奇一听，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不一会儿，电话里有了声音，李强简洁地说了两句，随即把听筒伸到张文奇面前：“你直接跟总理说吧！”

　　张文奇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心“忽”地提到嗓子眼儿，也不知怎么就接过了电话。只听见电话里传出声音：“我是周恩来。”

　　张文奇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说：“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员……”下面说什么呢？他想不起来了，只得又重复说道：“总理，我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侦查员。”

　　他听见周总理笑了，说：“你讲具体的。”

　　一想起案子，张文奇忘记了紧张，一口气把两个间谍的情况讲完了。

　　话筒里传出周总理抑扬顿挫的声音：“你们辛苦了，要把案子搞到底，配合外交战线、外贸战线的斗争，祝你们争取更大的胜利。”

　　张文奇不失时机地“叮”了一句：“案子的处理意见送上去了，请您快点批。”

　　周总理沉吟了一下，像是跟张文奇商量似的说：“请给我一点考虑问题的时间，好不好？”

　　“哎、哎。”张文奇连声回答。

　　很快，周总理办公室把批件送到了。

　　“北京市公安局：同意张文奇同志对国际间谍一案的处理意见……”

　　一起外国间谍刺探我原子弹有关机密资料的间谍案，就这样被及时地侦破了。    

　　摘自《文史春秋》 时锋

　　自从我国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以美国为首的情报机关通过种种手段，设法侦察和破坏中国核武器的研制工作。本文真实地纪录了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挥下，我公安人员大智大勇侦破外国间谍意图在西北核试验基地窃取我核武器研制机密案件的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