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潮”的前锋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试探性地登陆中国。新世纪开始时，好多人都看到它浩浩荡荡地出现在地平线上。“奈特-里德报系”的一个记者得知这些回流者被叫做“海龟”，还发现这个名词在中文中与“海外回归”谐音，就觉得“非常戏剧化”，海龟长成后总是游向大海，然后又回到它出生的地方。根据王辉耀的描述，他第一次听到“海归”这个词，是1999年在凤凰卫视台的一个访谈节目上。“海归”这一词也成了中国的热点词汇。

　　2002年是“海归潮”的第一个高峰年。虽然有证据显示，仍有30万中国留学生在海外滞留不归，同时一项来自全国青联和《青年参考报》的联合调查证实，有93.6%的人对其留学国家抱有好感，可是他们中间也越来越多地谈论国内的日新月异，谈论国内的创业机会。就在几年前，他们中间还流行着“傻瓜才回家”的观点，而现在，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怎么还没回国呀”。

　　许多捷足先归的留学生，现在成了传奇人物。报纸上面天天讲述他们的成功故事。他们势如破竹地进入那些最重要的位置———81%的中国科学院院士、54%的中国工程院院士、63%的博士生导师、72%的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78%的国家直属大学校长。像夏颖奇那样的留学生，出现在中国政府的官员序列中；像吴敬琏、林毅夫、茅于轼、樊纲、张维迎那样的留学生，出现在“中国10大最受尊敬的经济学家”名单中；有20多个留学生成为“影响中国的50位公共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官方和民间全都对他们充满了敬意和期待。原来加州伯克利大学那个默默无闻的学生邓中翰，居然一下子获得中国政府1000万元的无偿资助。

　　如果你想在中关村注册一个公司，六天半就够了。你有机会获得至少40平方米的办公场地，还有可能获得“一年免租”的许可。这种地方要么叫做“创业园”，要么叫“孵化器”，总面积有22万平方米。如果你的公司被认为有前途，还能得到大约8万元。这叫“留学生创业扶植资金”，不用偿还。如果你能从银行得到小额贷款，政府还可以为你提供担保和利息补贴，这叫“绿色通道”。如果你在大发利市之后想要离开中国，可以把人民币全部换成外汇带走。在当时我们国家那种严格的外汇管制下，朱镕基答应这件事情并不容易。按照夏颖奇的说法，是“唯一例外”。

　　对于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来说，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是个“逃亡时代”，那么现在“回归时代”开始了。从2002年春天到2003年秋天这18个月里，有16510个留学生来到中关村访问，其中有3800人留了下来，比过去20年的“海归”加在一起还要多。他们每天注册两家公司，把留学生企业总数增加到1785家。这个中秋之夜，夏颖奇再次举办“留学生联谊会”。这是他第三次开这样的会了。他还记得两年前的那次“中秋联谊”，千呼万唤才来了20来人，去年一下子增加到200多人，而现在，有400多人聚集一堂。“这说明，”他说，“留学生的回归是一浪高过一浪。”

　　他们全都雄心勃勃，聪明，年轻，单纯，喜欢自吹自擂，喜欢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有38%是博士，有45%是硕士。他们的总数一直是个模糊不清的问题，官方公布，全中国有17万人，但是民间的估计比这要多出一倍。

　　本书描述了中关村1980年到2006年的历史进程。作者花费了三年的时间，采访了三百多个人物。有在中关村捞得身家亿万的企业家、世界500强的超级大鳄，也有出师未捷的悲剧英雄。所有的那些雄心、野心、权谋、商战、虚与委蛇和彻底疯狂，伴随着云谲波诡的政治风云，在中国的大地上起起落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