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不寻常的会面

　　谈到初进新华社的岁月,普金激情满怀。“那时,有一件事使我终生难忘。”他耸起浓黑的剑眉,深邃的眼睛放射出热烈的光芒,“我调到新华社后,被派驻绥德,专搞敌后报道。那时,抗日战争已从防御转入反攻,眼见没有多少仗好打了,我急了起来,天天缠着地委书记,要他给总社打报告,把我派到前线去。书记被我缠得没法,有一天夜里突然悄悄地对我说:‘今天上面来了一位首长,我把你的要求对他说了,他要你明天一早去找他,说不定他会答应你。’我问是哪一位首长,他怎么也不肯说。我又高兴,又纳闷,一夜没睡好。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就跑到首长的窑洞去。窑洞的门已开了,里头点着一盏煤油灯,屋里灯影晃动。我跨进门,只见一个人背朝门口,正弯着腰在洗脸,灯光把他的背影映在墙壁上。那背影有点眼熟,可就是想不起来。我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口,等他转过身来,不料他已经听到我进门的声音,很快转过身来了。呵,真没想到,原来是周恩来副主席!我的心简直要从胸膛里跳出来了!我立刻觉得,为我的事惊动他,实在太不应该了。没等周副主席开口,我就说:‘周副主席,我想通了……’真怪,我当时怎么会说这个话?周副主席耸耸黑黑的浓眉,走到我的面前,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说:‘小鬼,你想通了什么?’我说:‘前方和后方一样,都是打鬼子。’周副主席放怀大笑起来,笑得弯下腰来,笑得差一点掉下眼泪。好一会,他才说:‘好,好,真有意思,我还没有做工作,你就通了?你是真通还是假通?’我不好意思地说:‘是真通……’周副主席再一次笑起来,说:‘好,真通就得像个真通的样子。’就这样,我硬是逼着自己在后方继续干下去。”

　　接下来,我问起他在朝鲜见到金日成将军的情况。普金爽快地说:“那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那次,金日成到志愿军前线指挥部去看望彭德怀司令员,刚好我在司令员身边。金日成指着我问彭德怀:‘这位年轻人是谁呀?’彭德怀连忙介绍说:‘他叫普金,是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的副社长……’话还没说完,金日成同志就一个箭步跑过来,一把握住了我的手,笑着说:‘哦,您就是普金同志,我看过您写的许多报道,写得真好!我要代表朝鲜人民谢谢您!’”

　　随后,普金又颇为自豪地说:“在朝鲜,我还为巴金先生传过稿子呢!记得那是1952年3月22日,在志愿军前线指挥部的山洞里,彭德怀司令员会见了巴金等17名来自祖国的文艺工作者。彭司令兴致勃勃,一口气讲了三个钟头,从朝鲜战场的形势,谈到祖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谈话中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也充满了对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深厚的爱。巴金先生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怀着激情记录了这次会见,写出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这篇著名的文章。文章写好了,怎样以最快的速度发回祖国?大家想了不少办法。最后,大家同意了我提出的方案:通过我们的电传设备发回新华总社,再由总社转给人民日报。就这样,这篇文章4月9日就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回国后,每当重读这篇文章,我总感到特别亲切,因为,我参加了这次不平凡的会见,我还是这篇文章的第一读者!”

　　(六)

　　农民是水,他是鱼

　　沉浸在美好回忆之中的普金,心情是激动而欢快的。但是,我发现,面对自己的不幸遭遇,他却并不如我原来想像的那样痛苦和愤激。他的谈吐显得相当平静.。而当谈到回归农村的经历,他甚至流露出一种“得其所哉”的欣慰。我想,也许是岁月的沧桑磨平了他的创伤,也许是大苦大悲麻木了他的神经,要不然就是对人生的认识有了一种“乐天知命”的升华。

　　他告诉我,他确实是从事业的峰巅上摔下来的。他太年轻了,再加上不愿说假话,于是就闯了大祸。起因是1958年,他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武进县农村探亲,当时“大跃进”正搞得如火如荼,但是他看到的却是农村生产的严重破坏、农民面临饥饿的困境。忧心如焚的他回到总社后在各种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说出自己的忧虑。当时似乎并未引起多大反响,但到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中,他成了重点打击对象,罪名是反对“三面红旗”。经过“内查外调”,他的“问题”暴露无遗了:原来他是国民党的专员安插到延安的一个特务,在延安整风时就被清查出来了,后来不知怎么一来成了“漏网之鱼”。更何况他追随彭德怀那么多年,什么树开什么花,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他与彭德怀分明是一根藤上的“毒瓜”!最后,他被戴上了“阶级异己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被遣送河北农村劳动改造。

　　1970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折磨得九死一生的普金终于获准回家乡当农民。工资没有了,行政11级的高干待遇早已化为乌有;他必须同农民一样,用自己的双手从泥土里刨食。所幸农村的空气是清新的,他可以自由自在地呼吸。他抱定宗旨,要在农村“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他脱了背心,卷起裤管,赤着双脚,在江南的水田里摸爬滚打,身上的老皮蜕了一层又一层,双手磨出厚厚的老茧;水田里的农活,除了插秧,他样样都学会了。早上,生产队上工的哨子还未吹响,他已经下田干活;黄昏,收工的人群早已回家,他一个人还留在田间。而在评工分时,他却从不计较。听说村里要办企业,他把自己在河北农村劳动改造时积攒起来的一千多元钱全部拿了出来。他向农民掏出了一片真心,农民也把一片真心掏给他。生活在农民中间,使他懂得了,真正尊重知识分子的,并不是知识分子自己,而是这些粗手大脚、缺少文化的农民;而当知识分子一旦落难,他们会报之以加倍的同情。带着孩子守寡的弟媳妇更是处处关心他、体贴他。平时,哪怕在河塘里捉到一条小鱼,她也舍不得吃,而要留给这位落难的大伯子……

　　在农民真心实意的呵护之下,普金的创伤一点一点地在愈合。他熟悉了农村,也爱上了农村。春天,江南的田野是怎样的迷人呵!蓝天如洗,春光明媚。碧绿的麦田间,金黄的油菜花,还有像云霞一样美丽的红花草到处盛开;清凌凌的水在沟渠中奔流,布谷鸟的啼叫,一声又一声,是那样的动人心魄。他的心越来越沉静,也越来越淡泊。他睡觉很甜,吃饭更香,白花花的大米饭,一顿能吃两大碗!回归自然,使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满足。功名利禄、高官显爵、锦衣华屋,在他眼前变成了浮云;昔日新华总社的周末舞会,在他心里早已恍如隔世。他已经融入农民这支大军,脉搏与农民一起跳动,命运同农民紧密相连。政策的好与坏,干部的正与邪,年成的丰与歉,他的感受与农民没有两样。而此时,在延安跟他住一个窑洞的“大哥”冯牧,已是中国文联的党组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三弟”穆青也当上了新华社的社长,并且写出了震动中华的煌煌名作《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成了新闻界的泰斗。对此,普金心如止水,波澜不兴。他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早已不存奢望,无所企求。

　　他的案终于翻过来了。但是,他执意不当领导,而要当一名普通的农村记者。所以然者何?他说,农民是水,他是鱼,他已经离不开农民了,他要为农民撑腰,他要替农民说话。

　　(七)

　　为华西农民撑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个“为农民撑腰,替农民说话”的特殊机会,终于降临到普金头上。

　　事情还须从头说起。1978年初冬,在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前,中宣部部长张平化会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两家新闻单位,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宣传一批农村的先进典型,江苏省的华西大队被列为重点。正在华西蹲点采访的我,受总社之召,立即奔赴北京写稿。十天之内,我突击写了三篇稿子,总计2万字。第一篇通讯《农民爱这样的社会主义》由新华社播发后,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几乎以整版篇幅刊登。第二篇调查《向管理要速度》,几天后也在人民日报第二版以五分之四的版面刊出。第三篇通讯《创造新生活的人们》,人民日报决定安排在春节前后发表。原来只是在江苏出名的华西村,一夜之间成了名扬四海的先进典型。许多外国人也慕名到华西参观,他们说:“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要!”

　　然而,《创造新生活的人们》这篇通讯却迟迟不见出来,打电话询问人民日报,才知道他们那儿收到“一大把人民来信”,这些信几乎是异口同声地指责华西是“假典型”。南京、北京、上海的许多媒体也纷纷收到非难华西的材料。当时的新华总社社长曾涛则收到了从中顾委转来的对华西的控告信。曾涛在信上作了批示,要求马上派人调查,“倘华西确是假典型,应毫不留情,予以揭露”。

　　曾涛的批示像泰山压顶,压在分社和我的头上。而华西呢,情景也十分凄凉，参观者寥寥无几。

　　派到华西去调查的人员终于确定下来了,总共两人,由普金带队,我也算一个。普金能亲自出马,这实在是我求之不得的!

　　到华西后,第一步是查账。普金让副书记赵毛妹把华西近五年的账本,包括全大队农副工三业的收入账、社员群众的分配账和集体福利账统统抱来,在桌子上堆了足有一尺高!他又让毛妹送来一把算盘。见这势头,我吓了一跳。我是学中文的,一见数字、账目就头痛,像这么个查法,要查到何年何月!普金笑着对我说,华西是真典型还是假典型,查账是个关键,这一关非过不可。至于如何查账,他在农村呆了几十年,早已是家常便饭了。

　　就这样,他独立承担了繁重而琐碎的清查账目的工作,从早到晚埋头在一大堆账本中。深夜,我一觉醒来,常常听到隔壁传来噼噼啪啪打算盘的声音。我披衣起身,走到他的房门口,只见他身披大衣,弓腰伏在一张八仙桌上,漆黑的浓眉频频耸动,陈旧的老花眼镜滑到鼻尖上,正全神贯注地查着账呢;灯光将他的身影映在墙壁上,是那样的瘦削,又是那样的苍劲!我心里一阵感动,不觉眼眶潮了……

　　经过查账这一关,普金对华西的评价是:“过得硬!”接着,他和我一起到群众中去作调查。先是走村串户,听取社员对华西领导班子的反映,继而对我稿子中的一些典型事例进行核实。我在《农民爱这样的社会主义》一文中写到下肢瘫痪的华西小姑娘吴荷英,家庭异常贫困。吴仁宝为了让她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亲自摇着小船送她到华士镇上学皮匠手艺,学艺满师后,又摇着船把她接回来,让她给社员绱鞋、钉掌子,使她的收入达到同等劳力的水平。为了核实这一事例,普金要我把他带到荷英家中。他不光让荷英本人谈,还仔仔细细看了荷英的家,看了她家的菜橱、米缸、衣柜,最后又看了她的存折。走出荷英家的大门,我发现普金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他深深地吸了口气,说:“吴仁宝这个人,了不起呵!”

　　在华西调查结束,已是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就等着“班师回朝”,然而普金却提出,还要找写“人民来信”的人谈一谈,听听他们的意见。在江阴县范围内,写人民来信最多的要数县广播站的一位编辑,据说他历来就有一个写人民来信的“爱好”;写信告华西的状,他也最起劲。领导找他谈话,劝他不要动不动就写告状信,想不到他第二天又写了一封“人民来信”,控告那位领导公然违反宪法,压制言论自由。

　　“太有意思了,我一定要找他好好聊一聊!”普金说。我因为有别的事,没有陪他去。那天,他一早跑去,直到黄昏时分才回来。他兴奋地告诉我,那人很有个性,刚见面就同他发生了争执,但他不管那人如何激动,始终笑眯眯地同那人摆事实、讲道理;两个人从上午一直争论到下午,连中饭都忘记吃。最后,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这个一身牛脾气的倔强汉子不得不低下头来了。他抓住了普金的手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你这样的人,我算是服你了!”他坦率地告诉普金,他对华西确实不了解,他告状信上的话全是听别人说的。普金离开江阴那天,他不管普金如何劝阻,一定要为普金送行。普金在江阴集市上买了个洗澡的大木盆,十分沉重,他竟然扛着那木盆跑了好几里路,一直把普金送到汽车站!

　　不久,这场“假典型”风波的根子终于“浮出水面”:原来这是少数高层领导人之间勾心斗角,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受了利用,而好端端的华西村差一点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普金大义凛然,秉笔直书,亲自给总社写了调查报告。他写道:“华西是中国农民创造的一个奇迹,值得我们用毕生的精力和满腔的热情去宣传她。记者一年去一次是不够的,要一年去几次……”

　　风波很快平息了。华西走出了舆论的寒流,再次迎来了姹紫嫣红的春天!

　　(八)

　　与穆青的会见

　　1983年,普金离休了。他不愿留在人称“六朝金粉之地”的大城市南京,而回到了地处常州郊区的武进湖荡桥。他说:“农村是我的归宿。我要回到农民中间去。”他离开南京后,一晃就是十几年,我很少得到他的信息。

　　1994年春天,74岁高龄、卸任不久的原新华社社长穆青来到江苏采访,我参与了陪同。一到南京,穆青就提出,到了常州以后,务必要去看望延安时代的老战友普金。穆青告诉我,延安整风后开展的清查运动,由于“左”的影响,大批知识分子遭到了伤害。在他们解放日报,受到审查和怀疑的人更多,年轻的普金也未能幸免。普金禀性刚烈,无端蒙受冤屈,一时难以辩白,竟气得双手痉挛,十指蜷曲,如同鸡爪。见此情状,穆青又是着急,又是难过。他含着泪,一面安慰普金,一面给他磨手腕、掰指头。磨呵,掰呵,好不容易才将他蜷曲僵硬的指头,一个一个掰开、拉直。同志爱,战友情,如同汩汩的春水,温暖了一颗受伤的心灵。不久,各单位清查中的问题通过多种渠道反映了上去。党中央发了文件,很快纠正了“左”的倾向,普金和解放日报的许多同志也获得了解放……

　　往事如烟。如今,普金和穆青都已进入古稀之年。阔别多年,能在这改革开放的火红年代聚首江南,这是何等令人欣慰的事呵!

　　4月10日,车到常州。当晚,穆青就驱车前往武进湖荡桥普金的住地。春雨,在悄悄地飘洒;江南的春夜氤瘟着温馨、湿润的气息;宽阔的柏油路闪耀着霓虹灯斑斓的光影。车子在一幢普通的民居楼前停下了。一行人踏着昏暗的楼梯和过道,走上三楼,敲开了普金的门。当普金发现站在眼前的不速之客竟是多年来一直远在北京的穆青,在仓猝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凝神端详,终于呵呵地笑起来;接着,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

　　穆青被让进一间不足8平方米的小房间,坐在一张很陈旧的长沙发上。普金瘦长的身子站在他的面前,尽管年事已高,身板依旧结实挺拔,两条漆黑的剑眉下,一双锐利的眼睛依然射出逼人的光芒。也许是过分激动的缘故,他点了几次烟,都没有点着:好不容易点着了,因为急于讲话,顾不上吸,那烟头又熄灭了。

　　穆青的心情也无法平静。他眯着眼,久久地望着眼前这位曾经患难与共的老战友,仿佛又回到那战火纷飞的年代。

　　“你身体还好吧?”他问普金。

　　“还可以。每天都锻炼锻炼,感觉很不错。不过,年岁不饶人呵!”普金张开嘴巴,用手指着,笑道,“你看,我这牙齿,已掉了18颗,剩下的不多了……”

　　“哎,都一样!”穆青也笑了,“你看我这头发,也掉得差不多了。牙齿,也掉了9颗……”

　　此刻,总社陪同的同志发现普金桌上摆的是一包“三连冠”牌香烟,颇感惊讶,忍不住问:“怎么,你抽这种便宜烟?”

　　“这烟,要八毛钱一包呢!”普金说,“比起从前我在乡下抽的八分钱一包的无牌香烟要好多了。”说着,他给穆青递了一支。

　　穆青接过烟,点着了,深深地吸了一口,缓缓地吐出来,说:“哦,还挺不错。还记得吗,咱们在窑洞里抽的那种延安的土烟叶,用咱们解放日报的报纸,撕成纸条,卷成喇叭筒……”

　　“是呵,那烟一抽,就有一股新鲜的油墨香。”普金说。

　　……

　　回顾延安,两个人的心情都分外激动。他们都忘不了,是延安这个革命摇篮,哺育了党的成长;党的优良传统,是在宝塔山下生根发芽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这条漫漫征途上,留下了先辈们多少闪光的脚印!正如穆青在他的《水调歌头》一词中所写的:“回首平生履迹,中原塞北江南,豪迈海西东。坎坷人生路,跋涉自从容!”他们一代人,曾经豪迈地战斗过,他们无愧于自己的一生!

　　(九)

　　尾声

　　今年1月底,普金走完了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之路,离开了尘世。

　　他患的是肺癌。这一生,他吸的劣质烟太多了。

　　他的遗体安详地躺在武进殡仪馆的鲜花丛中。常州市、武进区、湖塘镇的领导均来向他告别。武进殡仪馆的馆长说,自从开馆以来,他们还没有接纳过像普金这么高级别的老干部。

　　去世前不久,普金拖着重病之身,随新华分社的离退休干部一起去参观了华西村,受到了华西人隆重的接待。看到华西的巨变,普金激动不已。当天下午,在华西民族宫,正忙于接待外地参观团的老书记吴仁宝与老普金见面了。20多年不见,一时间彼此似乎都有点陌生了,然而当两双手握在一起时,两双眼睛一齐放光了。“呵,你就是那个……到过朝鲜的老记者!”老书记脸上的皱纹顿时舒展开来。老普金扬起漆黑的剑眉,也放怀大笑了。

　　离休后,普金曾要求总社给他发一张记者证。他说,他要利用有生之年继续为农民说话。当年,总社曾破天荒给他加上“特级记者”的头衔。然而这一回,总社却未能为他破例。

　　许多朋友劝他:“你的人生经历如此曲折多彩,你为什么不写一本自传呢?”谁知他把眼睛一瞪,说:“写这种东西有啥意思,谁要看!”他一个字也没有写。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的脾气始终是那样古怪!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