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航教授王福重日前撰文《不合理的高考制度亟待改革》，历数现行高考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之处：认为当下各地以矫正应试弊端为名的高考改革随意性过大，使招生中说情、递条子、搞腐败有了操作空间。他建议回到真正的全国统一高考时代，给所有考生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在供给和需求相差非常悬殊的情况下给高校更多的自主权是不大合适的。

　　（4月17日《燕赵都市报》）

　　我认同王教授的分析：当下的高考虽然有许多弊端，但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公平性非常强，即使有弊端也是大家公平地承受。在公平性非常差的中国，高考的公平弥足珍贵，一个贫穷者最起码能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身份和命运———这也正是人人痛恨的高考多年来未撼动的原因。事实上，不仅高考和教育领域，许多领域的改革都存在着这种制度困境：为了公平，你不得不接受既存制度的许多缺点；为了回避腐败之害，制度不得不以“一刀切”这种简单、粗糙、原始的状态存在，制度失去了更优、次优的价值追求，只能选择“最不坏”。

　　就像“为防止交通事故只能呆在家中”一样，腐败的环境也使中国各种领域的改革固守于这种“傻瓜状态”。制度本该能满足人们更高的价值追求，满足不同人的利益诉求，应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以包容更多元的价值，达至更高层次的实质公平，解决更复杂的问题。可腐败的大环境阻碍着制度的进化，阻碍着改革的创新，使国人在许多领域只能享受一种极低水平的制度。

　　面试招生确实好，教授面对面地考察当然比机器更有分辨力，一定不会埋没钱钟书这样的人才，可这只是“想象的公平”，你不得不考虑到“可控的公平”，不得不考虑教授在既有制度下会受到金钱和权力的影响；取消职称考核标准当然好，教授的水平本就不是几个硬性的标准可以衡量的，可硬标准一旦取消就变成了官僚自由裁量的“无标准”，职称腐败会变本加厉；不同情况、不同问题当然应该区别对待，可“区别对待”很可能留下很大的腐败漏洞———对时事关注得多的话你会发现，每当一个新制度出台、新政策面世的时候，时评家总会挑出许多毛病。何以如此？不是时评家吹毛求疵、屁事儿多，而是腐败的环境确实会使一种制度变动面临着许多腐败可能，未实现制度初衷，只会给权贵带来新的腐败机会，现实中这种“权力搭弱者便车”的例子太多了。这造成了评论家对任何一种变动的“有病推定”本能，因为缺乏“免于权贵上下其手”的制度保障，任何一种制度创新都会招致重重社会阻力。

　　腐败的大环境，用学者孙立平的话来说，说到底是一种“基础秩序的缺乏”，许多制度的失败，往往不仅是制度本身的问题，而是制度运行的基础秩序出了问题。所谓基础秩序是指一个社会中超越某个具体制度的基本社会规范。举例来说，信任结构就是这种基础秩序之一，任何一个制度都要以信任结构为基础。权力受到制度约束当然是任何一个具体制度的基础秩序，权力不受限制，就会成为任何一个制度的“木马程序”，从“后门”吞噬制度美好的设想，让制度初衷化为泡影。“面试录取”成为说情、递条子、托关系的腐败盛宴，“区别对待”成为领导设租的权力资源，“照顾穷人”成为权贵搭穷人便车的由头。

　　蹲在家中永远不会被车撞，可这失去了出行的幸福———“宁弃钱钟书”式的高考改革同样处于这种单向度的公平中。不能脱离社会环境而谈高考改革，正如人不能揪着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提离地面一样，腐败环境制约着无数领域的改革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