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养和

　　楔 子

　　他曾投奔延安，也曾走出国门。

　　他上过天堂，也下过地狱。

　　他的一生是一部梦幻般沉浮起落的悲喜剧。

　　三十刚出点头，他就当上了共和国最高新闻殿堂———新华总社的党委书记。他在出访保加利亚时拍的肖像照，因为仪表出众、神采飞扬，竟被保加利亚首都照相馆陈列在橱窗里。在新华社的周末舞会上，他的才华和风采吸引了多少女记者深情的眼波呵！然而，转眼之间，他成了个靠工分吃饭的普通农民。在江南的田野上，他赤着双脚，卷起沾满泥水的裤管，坐在田埂上，默默地吞吸八分钱一包的无牌香烟……

　　当他重返“人间”时，他已垂垂老矣！他早已同当今的潮流格格不入，然而他依然坚守着他的“延安精神”特立独行。从此，“老怪物”这个称号便像影子一样跟随着他，传遍了大江南北。

　　嗟乎，“怪物”也者，妖耶？魔耶？喻之于人，甚矣哉！

　　然而，我却喜欢他这个绰号。

　　二十多年前，我曾以他为原型，创作了中篇小说《老怪物出山》；其后，在我的长篇小说《海城之谜》中，他又演绎了另一个重要角色。然而，现实生活要比文艺作品精彩多了，尽管他当年与周恩来副主席的戏剧性会面，我曾原原本本地写进了小说，但是，在朝鲜战场上，金日成将军握着他的手说：“普金同志，我要代表朝鲜人民谢谢你！”还有，他与他的三任妻子的悲欢离合又是那样的催人泪下……这些，在我的小说里都未曾留下一点痕迹。

　　不久前，他与世长辞了，享年86岁。

　　他受到了世人深深的怀念和敬仰。

　　凭着我与他的忘年之交，我深感有必要用我的笔，还他本来面目。

　　(一)

　　新来的“特级记者”

　　那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三年初春，原本以采写新闻为业的新华社江苏分社的大院里，忽然传开了一条“内部新闻”:分社即将进来一位年近花甲的新记者，此人原是新华总社的“铁腕人物”，1959年因为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惨遭厄运，被遣返老家当了农民;如今落实政策，重回新华社，总社给他安排了重要的领导职务，可是他却坚辞不就，死心塌地要回江苏当一名普通记者。总社考虑再三，决定尊重他的意愿，但是却破格给了他一个响当当的头衔:特级记者。

　　记者本来已是“无冕之王”了，竟然还要冠之以“特级”!在“文革”结束不久、知识分子均无职称的年月，这是何等骄人的殊荣呵!其含金量并不亚于传说中唐明皇赐给李太白的那块金牌!

　　身为新华社记者而对文学情有独钟的我，即刻对此事投入了特别的关注。我等待着这位特级记者的降临。不久，他终于来了。在分社大院的一棵郁郁苍苍的雪松树下，他穿一身过时而陈旧的草绿色军装，拎着十分简单的行李，歉笑着向人打听分社招待所住处，那风尘仆仆的样子，就像一个刚从前线退伍的老兵。他1.7米以上的个子显得分外清瘦单薄，但是一头浓密的黑发却与他的年龄并不相称;两条又黑又浓的剑眉下，一双锐利的眼睛射出逼人的光芒。双眉之间的三条竖纹，给他的狭长脸平添了几分刚毅;而瘦削的双颊之间的两条八字沟，却如刀刻斧砍，深嵌皮肉!这深沟，使我看到了一种令人心悸的沧桑，也看到了一种咬紧牙关的沉默。他必定吞咽了太多的苦水!

　　普金的来临，在分社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但是，他对分社第一把手老程的震撼却远远超过了对我们这些普通记者。二十多年前，当老程在新华社西北野战军总分社供职时，这位叫普金的总编辑就是他的老上级;时至今日，早已位居高干行列的老程，仍然要比普金下台之前低一级!何况，普金还是总社“册封”的“特级记者”。有鉴于此，他诚惶诚恐，小心翼翼，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来领导这位新来的老上级!

　　不久，我们见证了老社长的尴尬和困惑。在农村编辑室一次临时召开的会议上，老程将普金介绍给我们，然后斟字酌句地说:“老普同志过去是我的老领导，如今他由总社派到江苏来工作，他希望多关心一点农村……”他的话还未落音，普金便大笑着打断了他的话:“程予同志，过去的事，别提了。我现在是新华社江苏分社的普通一兵，我喜欢同农民打交道，我想当一名农村记者。从今天起，我向你保证，我无条件地服从你的领导。”接着，他又恳切地希望农村组的每一位记者多给他指点和帮助。他说，他毕竟离开新闻工作岗位太久了，何况他年事已高，脑子已经老化了。

　　他说到做到，几天后，就单枪匹马到苏南农村去采访了;回来的第二天，他就在农村组的业务会上汇报采访情况。开初，我很为他担心，就凭他“离开新闻工作岗位太久”和“脑子老化”这两点，他能胜任现在的工作吗?然而，出乎我意料之外，他的汇报有血有肉，头头是道，既有基层单位的先进经验，又有面上值得注意的问题，还有他个人的分析和看法。更令人惊叹的是，在汇报这些情况时，他根本不看采访本，一些重要的数据从他嘴里连珠似的吐出来，居然毫不费力!我忍不住在我的采访本上一连写了三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生姜还是老的辣”，“不是孙大圣，不上花果山!”

　　(二)

　　尴尬的婚姻问题

　　这年仲春，新华总社秘书长陈小和陪同朝鲜通讯社新闻代表团到南京访问，我与分社社长程予一起参加了陪同。这期间，陈小和多次问起普金的情况。从这位性格豪爽的秘书长那儿，我终于打听到，普金不仅早年当过新华社西北野战军总分社总编辑，解放后还当过新华总社国内部、国际部的负责人，抗美援朝时曾赴朝鲜担任志愿军总分社副社长，并且参加了举世闻名的板门店谈判;回国后，他又出任了总社的党委书记。据陈小和回忆，在总社历任党委书记中，普金的工作是搞得最活跃的;年轻有为的他，在新华社周末舞会上风流潇洒，指挥倜傥，每舞一曲，常身手不凡，令人倾倒，以至于几十年后，那情景仍叫人难以忘怀。

　　“他不愿回总社任职倒也罢了，最伤脑筋的是他的婚姻问题。”陈小和颇感为难地说。他告诉我们，普金前后结过三次婚。他的第一任妻子叫刘衡，是人民日报的记者，也是个极有个性的人，两人结婚不久，适逢“反右”斗争，刘衡被打成“右派分子”，再加上性格不合等原因，两人很快就离婚了。普金的第二任妻子高向明，原是新华总社国际部的一名翻译，两人结婚不久，普金因为反对“三面红旗”被打成“阶级异己分子”，又不得不离了婚。后来，普金回到武进县湖荡桥当了农民，赤手空拳，无以为生，多亏死了丈夫而没有改嫁的弟媳妇蒋芝英拼死拼活，挣工分养活了他。以后，他就同这位恩重如山的农村妇女结了婚。现在，刘衡已是人民日报的名记者，高向明也当上了新华总社国际部的副主任。这些年来，她们不知流了多少眼泪吃了多少苦，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到了今天，普金总算有了出头之日，她们做梦也巴望原来的丈夫能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然而，要重新调整，谈何容易!其结果必然是一人高兴，其余两人只能是涕泪长流，柔肠寸断，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了。

　　我们问陈小和:“三个女人，你看选择哪一个为宜?”老陈笑了笑，坦率地说:“我同总社许多老同志一样，倾向于高向明。”他分析说，刘衡虽是普金的原配夫人，但两人个性都强，平时冲突不断，生活难得幸福;农村的那位夫人，虽然有恩于普金，但毕竟没有文化，缺少共同语言，谈不上真正的爱情;惟有高向明，与普金门当户对，情投意合，最是般配!为此，他打算再请别的同志一起做工作，动员说服普金，尽可能促成这桩好事。

　　听了老陈的话，我不禁为武进乡下那位农村妇女暗暗叫苦，但是老陈的分析确实也无懈可击，他的那份心意似乎也无可厚非。我想，若是人有孙悟空那样的本事，拔根汗毛一吹，就能变出若干个自己，岂不美哉!可惜这是个无法实现的神话。看来，那个乡下女人注定要失去普金，孑然一身，痛苦一世了。

　　没有多久，该发生的事果然发生了。我先是从江阴县宣传部获知，人民日报记者刘衡忽然来江阴采访。接着，江阴报道组传来消息，新华社特级记者普金也到了江阴。其中的奥妙，惟我心知。然而，我进一步打听，却没有下文。过了几天，普金回来了。他告诉我，他要上北京总社去一趟。我问:“是去送稿子吗?”他说:“要去处理一点个人的私事。”不出所料，情况果真按陈小和的思路在发展了!

　　大概一星期后，普金从总社回来了，办公室里又响起了他爽朗的笑声。我审慎地问起他这次北京之行的收获，并适当透露了一点陈小和所说的内情。他即刻摇摇头，笑了起来，说:“他的一番好意我只好心领了。我不能这样做呵。”接着，他点了支烟，大口大口地抽起来，沉思有顷，缓缓地说:“我反复考虑，人总得讲点良心。我的乡下爱人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同我结合的，没有她，也许我早已不在人世了。在三个人中间，她是个弱者，她是经受不起这么大的打击的，如果我要离开她的话。至于刘衡和高向明，她们都深明大义，对我的选择表示理解。我欠她们的债，只能……”他说不下去了，他的眼眶里闪烁着泪花。我的眼睛也被泪水模糊了……

　　(三)

　　他成了“老怪物”

　　感情问题了断以后，他一心一意投入了工作。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崛起，他与周围环境的摩擦和冲突日见频繁了。

　　为了沟通市场信息，为各类企业发展生产提供方便，分社与工商部门联合，组织出版了一套工商企业名录。分社将其中一部分稿酬，作为“劳务费”发给参与编辑名录的人员，同时也拿出一部分稿酬作为奖金发给职工。钱虽不多，但却人人有份，皆大欢喜。普金自然也发到一份，然而他却很不高兴。在一次全社人员大会上，他冷不丁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脸色严峻，言辞激烈，直抒胸臆:“我不赞成分社搞创收。新华社是党中央的耳目喉舌，记者应该为党中央站好岗、放好哨，怎么可以搞这种名堂呢!严格说来，这是不务正业!再说，我也并没有参加搞名录的工作，怎么好无功受禄!现在，我宣布，我发到的钱，作为党费，全部上缴。”

　　沉默，难堪的沉默。与会人员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我即刻联想到总社秘书长陈小和告诉我的一件事:建国初，总社按上面的规定，要给一部分领导干部提级，当时已是行政11级的普金也在此列。可是，他却在大会上带头表态:“我的级别已经够高了。拿我所做的贡献来比，我感到惭愧不安。为此，我恳求组织上不要给我提级。”此言一出，那些欣欣然一心等着提级的人全都气得发了昏。显而易见，普金此举把他们的晋级之路挡住了。后来，普金在政治上倒了霉，这些人的反应只有两个字———“活该!”

　　真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过了几十年，吃了那么大的亏，普金的老脾气依然没有丝毫改变!这以后，分社的“创收”照常进行，普金的“奖金”却变成党费上缴了。

　　在分社内部，他坚持原则，毫不妥协。在分社外面呢，他同样恪守清规，不讲情面。他下基层采访，往往人还未回来，有关他的新闻就传来了。

　　江阴宣传部的同志告诉我，有一次，他陪老普到本地的先进单位山观乡采访。历来好客的山乡领导听说来了一位特级记者，分外热情，特地用山区的土特产准备了一桌颇为丰盛的酒席。不料老普来到食堂，见到酒席，脸色陡变，扭头就走。众人劝的劝，拉的拉，七手八脚，一拥而上，可是怎么也拉不住他。他径直跑到食堂窗口，要买饭菜。眼见一桌酒菜凉在那儿，众人尴尬至极，坐也不是，走也不是。食堂的师傅呢，眼瞅着乡领导，却不敢将饭菜卖给普金。乡领导万般无奈，只好曲意恳求:酒席已摆，无论如何给个面子吧。谁知普金一点面子也不给!他沉着脸，锐利的目光直逼乡领导，慢悠悠地说:“我想问问，办这桌酒要花多少钱，我们这儿的农民一年能挣几个钱?”这样的问题，叫人怎么回答?其结果只能是不欢而散。

　　在张家港，普金的故事更加精彩。县招待所因为他的到来，给他安排了一个套间。宣传部的同志送他去住的时候，他竟然没有任何推让。但是，过了一会儿，当县委领导去招待所看望他时，到那套间揿了半晌门铃，却无人开门。到服务台一打听，才知普金已经擅自搬到“通铺房”去了，为此事，他跟服务员还发生了不小的争执，服务员拗不过他，不得不同意他的要求。

　　县领导来到那房间，只见屋里摆着四张床铺，一应设施简单而粗陋，而且没有卫生间，光线也显得暗淡，根本无法与宽敞舒适的套间相比。此刻，普金正弯腰坐在床沿上戴起老花眼镜埋头看报，屋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劣质烟草的气味。见县领导硬要他搬回套间，他不慌不忙，笑嘻嘻地摆出住进通铺房的理由:一、几十年来，他住惯了条件简朴的乡村土房，如今要他住如此高级的套间，心里不踏实，他会一夜到天亮睡不着觉，哪怕吃安眠药也没有用;二、作为记者，要尽可能多接触群众，住在通铺房，有利于了解民情……县领导害怕他真的会通宵失眠，出了问题，担待不起，只好尊重他的意愿。但从此，“老怪物”的美名伴随着这些故事，在苏南和苏北不胫而走了。

　　他接受了我的“采访”

　　自从普金被群众封为“老怪物”之后，我对他平添了几分敬意。我迫切地想知道他的历史，我要弄清他之所以会变成“老怪物”的来龙去脉。

　　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极好的机缘，就是陪他出去采访。那是一个初秋的黄昏，我同他一起住进了江阴招待所古朴的西厢房。窗外，桐荫沉沉，竹影摇曳。清幽的月光泻进窗户，同屋里的灯光交融成一片。四下里万籁俱寂。他被我的诚意所打动，爽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访”。

　　他从自己额头上的一个伤疤说起。他说，他从小脾气就又倔又犟，凡是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他会一往无前坚持到底，哪怕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后悔。在中学里学了降落伞的常识以后，为了验证降落伞的功能，他不顾同学的劝阻，竟撑开一把雨伞，从常州的城墙纵身跳了下去。当他拣起散了骨架的破伞，捂着鲜血淋漓的额头，从地上爬起来时，同学们都笑得前俯后仰。

　　中学毕业后，在中学当校长的父亲，让他到当时在徐州当专员的一个昔日学生手下工作。尽管他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受了新思潮冲击的他却一心向往革命圣地延安。那位信奉“三民主义”而又倾向共产党的国民党专员不但不加留难，反而写了封举荐信，介绍普金到延安去找他的老同学。普金激情似火，从西安下了火车，竟迈开双脚，一路走到延安。靠那位朋友帮助，他进了延安抗大，以后又进了鲁艺。他与冯牧、穆青住一个窑洞，三人志同道合，情同手足。按年龄，冯牧是“大哥”，普金是“二哥”，穆青是“三弟”。几乎同时，三人都进延安《解放日报》当了记者、编辑，后来又一同转为新华社记者。(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