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国家体育总局的消息称，北京市检察院历经约半年侦查，国家体育总局体彩管理中心原副主任涉嫌滥用职权一案已于元月22日移交法院。4月11日，检方负责此案的专案组一名检察官向记者证实，张除滥用职权外，还有经济问题。

　　刘国生，第一个将彩票引入中国的外商，旗下的“乐达利”和“电彩”两家公司一直为中国体育彩票提供技术支持，4月11日，这名有着“中国体育彩票之父”美称的69岁老人介绍，他了解到，“张除了涉嫌滥用职权罪外，也发现了贪污索贿。”

　　“小心谨慎，好求政绩”

　　刘国生介绍，1994年，体育彩票在中国兴起，1998年，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伍绍祖当时对体育彩票中心的财务不是很放心，就调张伟华担任副主任，监督体育彩票的财务。

　　张伟华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当时体彩中心下属的一些公司进行了清理、关闭，注销了一些和体育彩票不沾边的公司，这些举动获得了同事和国家体育总局高层的认可。

　　因为福利彩票的发行比体育彩票早了整整8年，所以体育彩票一直处于劣势。但是，在张伟华担任副主任期间，体彩中心开发的“足球彩票”发行成功，使得体育彩票的销量大幅增长，终于在2002年赶超了福利彩票。

　　“足球彩票”的成功，使张伟华发现了用新的玩法吸引彩民的重要性。在2004年间，体育彩票中心在一年之内推出了五六种新玩法，但频遭失败。

　　“他过于追求政绩。”张伟华的同事说，一年之内竟推出五六种新的玩法，过于急功近利，不仅给体育彩票中心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也打击了彩民的信心。

　　与私企合作垄断采购

　　关于张“滥用职权”的调查是从“采购热敏纸”开始的。在刘国生的记忆里，张伟华染指热敏纸的采购始于1999年，有一个名为邵富阳的人，忽然“垄断”了体育彩票制作的采购环节。

　　“此人气焰十分嚣张，自称是张伟华的同学。”业内人士介绍，邵富阳要求彩票制作公司今后购买纸张必须通过他的公司，否则彩票制作业务就会做不下去了。

　　刘国生找到了张伟华。“他是我同学，”张伟华回复刘国生，“纸你要不要从他那里买，你自己看着办。”

　　据当年北京乐达利实业公司会计邵杰测算，通过邵富阳后纸张的价格比原来平均高出15％，一年的总用纸成本比以往高出数百万元。

　　2005年9月，审计署发布的审计公告披露，彩票管理中心负责人与私企联手造假，指定无资质私营企业转手代理采购，高价购进电脑彩票热敏纸，2003年2月至2005年1月造成国家彩票专项资金流失2341.26万元。

　　“自肥”秘密

　　事实上，张伟华治下的体彩中心利益乱局，并非单单表现在垄断纸张上。

　　2003年，刘国生开办的负责印制彩票的“乐达利公司”和负责彩票软件开发的“电彩公司”全部退出了中国的体育彩票市场，这两家公司的业务，被体育总局新成立的中体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北京中体彩印务技术有限公司替代。

　　就是在张伟华实际操控体育彩票中心的阶段，通过公司运作，体育彩票发行产生的巨额收益，以公司利润的形式名正言顺地留在两家公司手中，再以股东分红的形式在体育总局系统内分配。

　　不开工也赚大钱

　　2003年，体育总局投资上亿元从瑞士引入了最先进的彩票印刷设备，在北京亦庄开发区建造了一个现代化的彩票印刷厂。但这家“豪华”印刷厂于2005年9月竣工，一直没有生产体育彩票。更大的疑问在于，印刷厂所属的印务公司却连续三年赢得了巨额利润。

　　“根据我的了解，体彩中心给外厂的订单是通过北京彩印公司，用来料加工形式发出去的，再把外厂印成的彩票，作为印务公司的产品，加价卖给体育彩票中心。”刘国生说。

　　亟待彩票管理立法

　　按照刘国生等业内专家的介绍，目前中国彩票业至少存在三大问题，第一，彩票无法可循，政策代替法律，对策压倒政策，人治高于一切；第二，内部管理混乱，省市不服从中央，领导只关心自己的彩票销量和收益，多浑水摸鱼；第三，缺乏外部监督，自己监督自己，等于没有监督。据《新京报》

　　张伟华（资料图片）

　　4月2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国家体彩中心原副主任张伟华涉嫌滥用职权一案侦查终结，将向法院提起公诉。

　　北京市检察院专案组一位检察官向记者证实，张除滥用职权外，还有经济问题。

　　在张伟华案件的背后，是多年存在于体育彩票系统的“自肥”黑洞和监管缺位，而体彩中心正是利用发行管理漏洞，垄断电脑彩票热敏纸采购和彩票印刷，并通过两公司自行截取数亿发行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