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条新闻对比起来看很有意思。一是4月10日的《南方日报》报道，广州黄埔区城管将罚款额列入考核标准，其中的一条是：罚款额低于去年同期标准的，每1万元扣10分；罚款额高于去年同期标准的，每1万元加20分。二是4月10日的《北京晚报》报道，备受关注的海淀城管分队副分队长李志强被杀案一审宣判，刺死李志强的小贩崔英杰被判处死缓。

　　两条新闻比读之下，不禁悲从中来———在罚款指标压力之下的城管，会有怎样突击小贩的积极性？小贩和城管之间原本就已经剑拔弩张的关系，会在一次次为了罚款的突击中怎样升级？而这些冲突，又将让多少个无法谋生的“崔英杰”铤而走险，制造多少起“李志强被杀案”的悲剧？在急速膨胀的城管执法权力体系中，苦苦求生的小贩们固然是弱者，用钢盔、电棍、辣椒水武装起来的城管队员们，又何尝不是制度的牺牲品？

　　是的，不仅小贩和城管队员们是城管制度的牺牲品，事实上，在目前的城管执法体系中，很难说谁是真正的赢家。是城市的整洁程度吗？不是，在一次次城管与小贩的“猫鼠游戏”中，城市并没有变得整洁，即使有，也只是突击执法后暂时的景象，城管走后，小贩们马上就会回潮。因为城市里有那么多的弱者需要在街头摆摊谋生，因为有那么多的人需要他们提供的廉价商品和服务。所以，通过打击小贩来维持城市的整洁永远只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那么，城市的人文环境是赢家吗？当然也不是，对小贩的打击只是加剧了城市弱者的生存门槛，割裂了小贩们通过自己的双手维持生计的朴素梦想，让他们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未来。如果说和谐是一个城市最美丽的人文环境，那么，在城管执法权力笼罩下的城市，实在看不到弱者和城市之间的和谐。你很难想像，在一个武装到牙齿的城管队员遍布街头的城市，你能感受到这个城市的和谐、这个城市的包容。

　　如果一定要说城管执法体系也造就了赢家，那么我只能说这个“赢家”是权力的膨胀———从广州黄埔区城管将罚款额列入考核标准到四川内江市城管局拍卖人行道经营权，再到各地城管执法权的扩张，都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不断膨胀的城管执法权已经不仅将小贩们当作囊中之物，甚至连人行道也成了他们可以拍卖牟利的道具。照这样的逻辑发展下去，“城管会不会将我拦下搜身”已经不是一个荒唐的设问。城管执法权的膨胀并非仅仅伤害了它的执法对象，肆意运用的权力其实也让城管和小贩乃至普通市民之间的矛盾越积越深，当矛盾爆发的时候，受伤害的也许不仅仅是小贩或普通市民，就像倒在小贩刀下的李志强，身为执法者，却也成了权力膨胀的牺牲品。

　　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在于各个群体有和谐共处的可能，无论他是街头小贩还是城管队员，对于城市来说，各群体间的和谐与对弱者的包容，其实正是最动人最整洁的景观。而现在的城管制度，却成了不断激化矛盾的导火索，成了城市和谐最大的阻碍之一，这样的城管制度究竟有多大的合理性？是我们最需直面的问题。

　　（本报评论员 赵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