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描述了中关村1980年到2006年的历史进程。作者花费了三年的时间，采访了三百多个人物。有在中关村捞得身家亿万的企业家、世界500强的超级大鳄，也有出师未捷的悲剧英雄。所有的那些雄心、野心、权谋、商战、虚与委蛇和彻底疯狂，伴随着云谲波诡的政治风云，在中国的大地上起起落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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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科学家的联名信

　　80年代中期的中国，以勾画战略目标和宏伟蓝图为要旨，弄出一个激动人心的未来世界。事实上，中南海也正是在这时试图有所作为。1985年3月他们再次把专家们召集起来，想要拿出一个办法，对付席卷全球的高科技浪潮。

　　对于这一段历史来说，值得回味的是，就在“电子一条街”上散兵游勇横冲直撞的时候，这一边，一大堆拥有权力和威望的政府官员和技术专家却在坐而论道。根据李鸣生在《中国863》（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版）一书中的记载，一派主张“不必着急”，一派主张“只争朝夕”：

　　一种意见认为，国外搞高科技就让他们搞去，我们中国现在没有钱，先搞短期见效的项目，等以后赚了钱，再搞高科技。现在大可不必着急，等国外搞出来之后，我们再利用他们的成果就是了。

　　一种意见认为，现在全世界都在搞高科技，中国对此必须引起的足够的重视。如果别人搞我们不搞，那就只有永远落后于人，永远受制于人。到了21世纪恐怕就很难再有立足之地了。

　　支持后一种意见的人占了上风。根据《中国863》一书，这对两个月后中央政府召开的“国防科技计划会议”产生了影响。陈芳允也在当场，他是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员会的专职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无线电子学家和卫星测控专家。

　　今天的学者专家早已融入大社会，演讲，获奖，当评委，找项目，挣外快，帮助股票市场房地产商寻找理论根据，可那时候他们是一群完全不同的人。他们整天蜗居斗室，满脑子国家命运，动不动就上书中南海，而且十有八九都能得到回音，所以陈芳允的想法不能算作别出心裁。他很快得到另外三人的支持。他们都是科学家，都在中国科学院任职，都住在中关村。有王大珩，他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一身兼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双重院士。有杨嘉墀，这位航天专家同时拥有一连串头衔：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空间委员会副主席、国际宇航联合会执行局副主席、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在人造卫星的设计领域拥有无上的权威。有王淦昌，他是我们国家核物理学界的泰斗，也是中国原子弹研制计划中的领军人物。他的学生中有很多成名人物，其中一位是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李政道。

　　就在白颐路掀起第一次技术浪潮时，这4个在科学界拥有非凡地位的人联起手来，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

　　与其说是“信”，不如说是“上书”。他们在1986年3月3日投出去。两天后便到达邓小平手上。那时候这个城市还没有“特快专递”，即使有，一封普通中国人的信函也不可能直接送进党中央领导中枢。它能如此快捷，原来有个奥妙：邓家的一个女婿也在科学院任职。此人原本热心国事、乐善好施，碰巧又是王大珩的副手，所以义不容辞地代为传信。

　　不管怎样，“四大科学家”的目的达到了。结果大大超过了他们的期望。邓小平认真阅读他们的建议，当即在空白处写下一句话：“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出决断，不可拖延。”

　　这话简明干脆，不留余地，令人感到一场大战役之前的紧张气氛。它促使中南海加速旋转起来。一群官员和一群专家紧锣密鼓。1986年从春到夏的5个月里，国务院忙着开了7个会，至少200个专家出席了这些会议。最终引出那个著名的国家计划———“八六三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