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杀从此无死刑？各地法院近来对多起因感情纠纷引发的凶杀案件所做的判决，让我产生这样的疑问。

　　按照法律规定，死刑缓期执行和死刑立即执行都属于死刑，只是执行方式不同，但从法律后果来看，判死缓最终被执行死刑的，司法实践中少之又少。对于被告人来说，被判死刑和被判死缓，可谓“冰火两重天”。本文所说的“死刑”，单指“死刑立即执行”。

　　媒体最新披露的一起情杀案发生在北京，被告人叫宋立明。因为感觉女友对他冷淡，他“用双手去掐她的脖子，直到对方不动了才松手，随后又找来鼠标线继续勒女友的脖子……又从墙上取了把刀，向女友左胸扎了三四刀。”在法庭上，他一再请求判他死刑，北京第一中级法院一审判决死缓。（3月29日《新京报》）

　　时光倒流，一幕幕悲剧何其相似：因为前女友违反“三个月内不能交新男朋友”的约定，莫日来携带菜刀从海南赶到广州将女友砍死，被广州中级法院判处死缓（3月21日《南方都市报》）；林彬因不堪忍受女友对自己的冷漠，杀死了同居七年的女友，被海南中院判处死缓（3月21日《商旅报》）；任汉宁因琐事发生争吵后掐死女友，为毁尸灭迹又将尸体肢解，被陕西省汉中市中级法院判处死缓（2月15日《三秦都市报》）……

　　笔者在网上搜索了最近几个月全国有关这类案例的报道。除了“主人公”不同，发生地点不同，案情、判决结果惊人的一致：女方因感情纠纷而惹杀身之祸；被告人均被判处死缓。

　　按照法律规定，死缓适用于罪该处死，但因为有可宽恕情节因而不必立即执行的罪犯。那么，他们可宽恕之处在哪里呢？对判处莫日来死缓，广州中级法院给出的解释是：“本案是因感情纠纷而起，属事出有因”；而海南中院判处林彬死缓则基于：“本案系因同居生活期间矛盾激化所致”。

　　每一起案件都“事出有因”。仅仅因为“事出有因”的“因”是感情纠纷而排除死刑适用，这样的逻辑让人看不懂。不过，如果各地对这类罪犯判处死缓，仅仅是法官自主意识下的“英雄所见略同”，问题似乎还不大。

　　然而，在一些地方，情杀不判死刑正在成为一项对法官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硬杠杠”。2007年1月23日《天府早报》报道，四川省高院院长李少平明确要求全省法院系统，对于因婚姻、家庭民间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一律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据笔者所知，更多的地方虽然没有像四川一样说得这样明确，但作为内部掌握的标准，对感情、家庭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不判处死刑，也已成为法官量刑时必须遵守的规则。

　　我不是“刑罚报应论”的信奉者，非要置被告人于死地而后快，然而，和其他暴力犯罪相比，这类犯罪的恶劣程度和社会危害性并无二致。既然从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角度考虑，我们保留了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那么，对这类案件一律判处死缓是否妥当？如此“一律”可能带来怎样的后果？对这些问题，必须审慎思考。

　　情杀不判死刑，意味着这类犯罪的罪犯，无论其犯罪情节如何恶劣，社会危害如何严重，他都不会被处以极刑。这如何体现罚当其罪？又如何实现社会正义？尤其令人担心的是，这样的规定，可能将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推向危险的境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包括死刑在内的每一个刑种，对罪犯而言是惩罚措施，对公民而言则是保护手段。对感情、家庭纠纷案件被告人一律不判处死刑，意味着对这些案件的被害人来说，她们失去了死刑这一最具威慑力的保护手段。当感情纠纷成为“免死牌”，“反正死不了”的心态可能让一些人在犯罪时更加肆无忌惮，妇女将因此受到更大的伤害。

　　在死刑问题上，我赞成“杀少，慎杀”。但对感情纠纷案件被告人一律“网开一面”我却坚决反对，因为它不仅背离了罚当其罪的原则，而且可能成为摧残妇女的“帮凶”。

　　【法的精神之李曙明专栏】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