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前，一个改建故宫的计划在神秘地进行着，涉足其中的有政治家也有读书人。故事以一些人的悲剧收场，也使一些人英名流传，而故宫依旧巍然。

　　2005年10月14日，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光明日报》撰文披露：“20世纪60年代初，曾有人提出故宫‘地广人稀，封建落后’，要对它进行改造；‘文革’初期，故宫还出现了一个荒诞可笑而又十分可怕的‘整改方案’。”对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文章点到为止，未加细述，但已令人生奇：这样的事情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令人困惑的阴影

　　查看2005年10月出版的《故宫博物院八十年》一书，其中有郑欣淼写的一篇同名文章，谈到了更多情况———

　　20世纪60年代初的改造方案，是“在故宫内部建设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并将文华殿、武英殿改造成娱乐场所”；“文革”时期的“整改方案”，是“在太和殿前竖立两座大标语牌，一东一西，高度超过38米高的太和殿，用它压倒‘王气’；太和殿宝座要搬倒，加封条；在宝座台上塑持枪农民的像，枪口对准被推翻的皇帝。把过去供皇帝到太和殿主持大典之前临时休憩之处的中和殿，改建为‘人民休息室’，把一切代表封建意识的宫殿、门额，全部拆掉，等等。这些方案中有的项目竟实现了，‘人民休息室’也布置起来了，其他的因无暇顾及才得以幸免”。

　　回顾历史时，郑欣淼讲述了故宫的一段往事。1928年，国民政府委员经亨颐提出“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故宫一切物品”的议案，称故宫博物院“研究宫内应如何设备，皇帝所用的事物”，“岂不是预备哪个将来要做皇帝，预先设立大典筹备处吗?”“皇宫不过是天字第一号逆产就是了。逆产应当拍卖。”经过激烈争论，他的提案终被否决。

　　但这一观点却并未销声匿迹，常以不同方式表现出来。

　　“故宫要着手改建”

　　1958年9月，《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有这样的表述：“故宫要着手改建。”

　　《规划说明》具体提出：“把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

　　1959年，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提出，可以保护“天安门以及故宫里的一些建筑物”，“故宫要改建成一个群众性的文体、休憩场所”。

　　此前，毛泽东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北京、开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北京、开封的旧房子最好全部变成新房子”。

　　毛泽东是两次提到张奚若时说这番话的。1957年5月1日，毛泽东征求政治学家、教育部部长张奚若对工作的意见，张奚若即把平日感觉归纳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并当面提了出来。

　　“‘好大喜功’，看什么大，什么功，是反革命的好大喜功，还是革命的好大喜功。不好大，难道好小？”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说，“中国这样大的革命，这样大的合作社，这样大的整风，都是大，都是功。不喜功，难道喜过？‘急功近利’，不要功，难道要过？不要对人民有利，难道要有害？‘轻视过去’，轻视小脚，轻视辫子，难道不好？”

　　毛泽东定下调子：“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此后，北京市迅速制定了一个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故宫要着手改建”随即提出。

　　毛泽东三登宫墙不入宫

　　其实，毛泽东与故宫有过一段渊源。他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时的老师易培基，1929年曾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19年12月毛泽东率代表团赴京请愿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即住在故宫脚下的福佑寺。

　　1954年4月，毛泽东曾在四日内三登故宫城墙。

　　1954年4月18日下午，毛泽东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东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向东行至东北角楼转向南，经东华门、东南角楼，到达午门，由午门城楼下城墙，回中南海。

　　4月20日下午，毛泽东乘车至故宫午门内，登午门城楼，参观设在那里的历史博物馆出土文物展览，下城楼回中南海。

　　4月21日下午，毛泽东乘车至故宫神武门内，由西登道上神武门城楼，沿城墙西行，经西北角楼、西华门、西南角楼，到达午门下楼离去。

　　三次路线相加，毛泽东正好在故宫城墙上绕行一周。这是毛泽东到故宫仅有的三次记载，都是只登城墙不入宫内。在城墙上漫步徐行，毛泽东有何感想？他是否想到了故宫改建计划？他为什么不到故宫里边走走？其中内情无人知晓。

　　“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

　　但是，“大跃进”时期出现的“三年困难”，使北京市1958年提出的改建故宫及十年左右完成旧城改建的计划，被迫搁浅。但在此期间，故宫博物院向北京市文化局提交了一个“清除糟粕建筑物计划”，其中说明对院内各处残破坍塌及妨碍交通的道路、妨碍下水道之小房及门座等建筑，需即行拆除。

　　北京市文化局1959年1月7日同意此报告，提出要求：“(1)能暂时利用者，可不拆除；(2)对过去宫廷仆役(太监、宫女等)所住的房屋及值班房等，选择几处有典型性的加以保留，并标出文字说明，以便和帝王奢侈生活进行对比，向观众进行阶级教育；(3)拆除室内的墙时，应注意建筑物的安全；(4)能用材料，拆除时应注意保护，拆除后应妥为保存和利用；(5)拆除的建筑物应照相留影。”

　　最后，“绛雪轩罩棚、养性斋罩棚、集卉亭、鹿囿、建福门、惠风亭等一批‘糟粕’建筑，于一年之内被拆除”。

　　“砸烂故宫”

　　1964年，国民经济调整的任务基本完成，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可望到来。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提出：“考虑到国际形势和国内条件，首都面貌应当逐步改变，如果中央同意，即可让北京市迅速作出东西长安街的改建规划。”中共中央批转了他的报告。

　　故宫改建计划被再度提起并作研究。据知情者介绍，在故宫内开辟东西向道路，仅为众方案之一。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故宫改建计划被列为中共北京市委要给刘少奇盖宫殿的“罪证”。改建计划胎死腹中，但紫禁城并未获得安宁。

　　1966年5月23日，泥塑“收租院”展览在神武门城楼开幕，后移至故宫奉先殿继续展出，为此在1966年6月至7月，将奉先殿工字形大殿改为长方形。毛泽东像被挂于奉先殿内，殿前清代祭祖所用焚帛炉，被认为与展览内容不符而拆除。

　　1966年8月3日，故宫城隍庙内泥塑神像11座、泥塑马1对被毁；8月16日，除“收租院”展览外，故宫其余各处停止开放，实行闭馆。

　　故宫博物院大理石门匾，被纸盖住，墨笔大书“血泪宫”三字；神武门外砖墙上，“火烧紫禁城”“砸烂故宫”的大字报贴出。

　　故宫“整改方案”随即出台。顺贞门、天一门、文华殿、乾隆花园内的门额被摘，中和殿宝座被拆。

　　“整改方案”的其他项目未及实施，即遭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潮，5月间进驻故宫博物院，带领全院职工批判“黑线”、贯彻“红线”的宣传队，转眼间成了被批判揪斗的对象，不得不撤离故宫，“整改方案”寿终正寝。

　　1967年5月26日，周恩来总理派北京卫戌区一营进驻故宫博物院，实行军事保护，使故宫宫殿及文物免遭直接破坏。

　　陆定一冲冠一怒保故宫

　　提及当年的故宫改建计划，中国文物保护学会顾问谢辰生说：“陆定一保故宫，立了一大功！”

　　这位年愈八旬的学者上世纪60年代初在文化部文物局文物处任职，时任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有一次接到中宣部会议通知，议题是讨论故宫改建方案。

　　“王冶秋一听就火了，拒绝出席。”谢辰生回忆道，“后来，他见到我，直后悔，说那个会真应该参加！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原以为中宣部开的那个会是已定下调子的，没想到却开成了一个保护故宫的会，陆定一把那个方案给否了！”

　　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部长，在这次中宣部处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他大发雷霆，否掉了那个要在故宫里开马路的方案。“陆定一冲冠一怒保故宫”不胫而走。

　　摘自《文史博览》 王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