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现所谓“电子一条街”之前的两年里，白颐路被一种神经质的紧张气氛笼罩着。

　　紧张气氛来自那个闻名遐迩的大院子。用今天的京城地图来比照，这是靠近四环北路的一片土地，在当时，这里还是一片灰色建筑，被农田分割包围。它在行政上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包括计算所、物理所、数学所和电子所。1982年冬，竟由于两个人的冲突，这里荡起层层涟漪。

　　陈春先和他的上级管惟炎，成为这场冲突的两个极端的代表。前者是个理论物理学方面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可惜他的热情已经背离既定道路。当时他正在倾心尽力地经营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公司，自诩为“科技游击队”。作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管惟炎一点也不喜欢他的这个同行和下属。管惟炎先是指控陈在牟取金钱方面的私利，乃至玷污神圣的科学殿堂，接着又要求审查陈的公司账目。审查行动在1982年3月开始，到年终还是没有一点停下来的迹象。

　　在这个命运攸关的冬天，关于陈春先和他的公司，白颐路上谣言纷纷。有人声称，已经看到一份非法获取收入者的名单，牵涉至少20个科学家和大学教师。攻击的矛头无一例外地指向陈春先和他的两个合伙者：纪世瀛和崔文栋。1983年元旦前后的几个星期，这三人躲在物理研究所院内那间蓝色的木板小屋里，个个神情紧张，坐立不安。“科技游击队的指挥部搁浅了”，纪世瀛在后来撰写的一篇回忆录中说，“蓝色板房坠入紧张而窒息的气氛之中……”

　　陈春先尽管神情沮丧，仍然坚定不移，期待他的时辰很快到来。他一直在公开和私下的场合对抗管惟炎所长代表的力量，可惜无法稳定自己的队伍。公司员工不是大学教师就是科学院的研究员，只在8小时之外投入进来，所以被叫做“星期日工程师”。对他们来说，职业的稳定是天经地义，辞职跳槽是不可想像的，所以他们在所长的压力下很容易地被瓦解了。现在，陈春先面前只剩下纪世瀛和崔文栋。三人相顾无言，彼此心照，谁都不知道怎样超越那个无形屏障。

　　如果有人再次走进蓝色小屋，那也是偷偷来告别的。保存至今的公司档案中有一些文件，表明员工们纷纷退还津贴。这些钱原本只是他们辛勤工作的报酬，其数额为每人每月30元。但现在人人都说，这是“非法所得”，难免贪污之嫌，倘若不能如数退还，说不定什么时候警察就会拿着手铐出现在门口。

　　1983年1月25日是个星期二。破晓时分，物理所大院的西北角上忽然一片喧哗。声音涌进88号楼，穿过狭窄漫长的走廊，不出所料，是朝着纪世瀛家来的。他听到人声、掌声、脚步声，接着是敲门声，当即“吓了一跳”，而他的妻子则是“心里一紧”。“也许真的是警察来了！”

　　慌张中的纪世瀛听清了几句话：“快打开收音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电台里说，你们是对的。”“这下子你们翻身了！”

　　他夺门而出，回到两个风雨同舟的伙伴中间。三人相拥一处，眼里挂着泪，就像噩梦醒来。

　　这个早晨是一场新革命的无数转折点中的第一个。陈春先，这个圆脸、小眼、面相柔和、没有棱角的南方人，这个在童年时代挨过饿的穷光蛋，这个在中国和苏联的蜜月时代赴莫斯科大学专攻核物理的留学生，这个对抗上级因而被冷落的倒霉蛋，这个挂着研究员头衔却在捣腾小买卖的不务正业者，就从这时起，成了中关村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