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高级干部的子弟，1953年出生在北京的习近平身上却有一种“平民情怀”。他的一名工作伙伴回忆说，“这或许与他的经历有关”。

　　习近平父亲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被“打倒”，那时习近平尚不满10岁，“实际上他要比一般平民子弟更早地经受生活的磨砺”。

　　在陕北农村“插队”期间，习近平在数万北京知青中第一个当上大队书记，直到后来他获准进入清华读书时，其父尚未得到平反。“因此可以说习近平是以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基层干部群众的信任、爱护与支持。”习的一名下属说道。

　　经过青年时代的磨砺，习近平正式步入仕途。

　　3月24日下午，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如此向上海党政干部介绍习近平：

　　“政治上强，有较高的思想政策水平；熟悉党务和经济工作，宏观决策能力比较强，领导经验丰富，组织领导和驾驭全局能力强。”

　　1/3的时间在调研

　　“你知道习近平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每年在外调研的次数和天数是多少吗？”赵智奎曾经这样问记者。

　　赵是中国社科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一部主任。赵智奎说了几个数字：“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全年有117天在外调研，做了30次大的调研，足迹遍及浙江全省各市。”

　　衢州市衢江区一名官员则向记者回忆他对习近平工作风格的了解。2006年8月16日，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风尘仆仆赶到衢州市衢江区工贸职校。通过当地新闻媒体播报和在各乡镇(街道)公开张贴公告，让有诉求的老百姓进行预登记。接访点设立了综合、土地拆迁、安全生产与环境保护、劳动和社会保障、基层组织建设及反腐败、农林水利、交通基础设施、涉法涉诉等15个来访接待室。

　　“仅那天上午，习近平率领的浙江省党政干部接访团，就接待167批次315人次的来访群众，当场解决76个问题。”衢州市这名基层官员回忆说。

　　他还告诉记者一个例子，“当碰到具体法律问题的时候，习书记不是让找有关部门，而是咨询从杭州带过来的律师”。下乡接访带律师，在浙江一时成为美谈。

　　党务之外，习近平在经济工作上亦有作为。2002年9月，习近平从工作了17年的福建省调任浙江，两个月后出任浙江省委书记。

　　2004年下半年，浙江主要工业经济指标在全国的位次明显后移，增长速度也在全国靠后。此时，中央的宏观调控如何在浙江落实？很多浙江党政干部清楚记得习近平的一句名言：“对宏观调控阳奉阴违，就是歪风邪气。”

　　在严格执行调控的要求下，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从2003年的38.9%下降到2004年的20.2%，再跌到2005的10.5%。

　　2005年3月，习率团到江西进行交流，并为江西带去了300亿的资本投资。江西行后两个月，他再次率团到美国，举办浙江周。仅在开幕式当天，就获得了中方和美国企业签署的63个经贸项目合同，合同总金额24.9亿美元。

　　在为企业开辟新空间的同时，习近平开始大上重工业项目，推出了“五大百亿”工程，总投资4173亿元，为后来的产业升级打下了资源基础。到2006年，浙江省GDP增长了13.6%,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了14.1%。

　　新书记的使命

　　成为上海市委书记后，习近平注定要比其他人承担更多的期待。上海的官员对他的确有着更高的期许。他们要的并不仅仅是一名能够将上海带出社保案阴影的书记。“‘(习近平)政治性很强，很有能力，开拓性很强’，这几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参加3月24日的上海市党政负责干部大会的上海市官员说。这也让他对习近平的期待很高。

　　在上海市政府智囊眼中，习近平的履新恰逢上海经济的新历史时期。从上海内部来讲，对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形成共识；中央也提出了要求。而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之一是对现代服务业空前重视。

　　既有内在要求、中央期望，又有国外机会，三者目标统一，在这一轮服务业外资带来的机遇中，需要政治家的协调。习近平当然不缺与外资打交道的经验。

　　除了与外资协调之外，上海还需重视与兄弟省份和中央关系的协调。上海发展成国际金融中心，中央政府是支持的。但由于金融业关系到经济安全，引入金融业外资时，江浙沪三地需要统筹把握，避免恶性竞争引发金融风险。更长远说来，上海还面临和全国协调的问题。在杨建文看来，习近平无疑是上海正需要的那种政治家。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3月24日下午，延安西路上海市展览中心三楼。中组部部长贺国强向上海市党政干部宣布了中央重要决定：“习近平同志任上海市委委员、常委、书记；韩正同志不再代理上海市委书记职务。”上海市领导人选的悬念由此暂告一段落。

　　习近平开始了他的新使命。3月26日，消息人士称习近平旋踵之间已赶回上海，开始与相关干部沟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