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有钱才开旅馆，我们开旅馆，就是为了挣点钱，养个家。

　　———男主人

　　春节前，政府的人过来帮我们丈量过了，我想这一带很快就要拆迁了吧。

　　———女主人

　　没事的时候，胡久金喜欢到中华门地铁站去转转。站在站台的高处，胡久金向下望去，自己的房子隐没在一片灰蒙蒙的屋顶中。胡久金在这片灰暗的颜色里已经住了一辈子。桑树园、张家花园、大思古巷……灰蒙蒙的屋顶下面，隐藏着许多横七竖八的小巷，胡久金闭上眼睛也能记得它们的位置。2002年，胡久金用祖上留下来的房子，为这些小巷子增添了一个家庭小旅馆。但胡久金的旅馆，只是这一带50多家小旅馆的其中之一。

　　胡久金的小生意

　　早晨六点，不需要闹钟，胡久金总能准时睁开眼睛，然后起床。对于胡久金来说，自从在2002年办起了家庭小旅馆以来，便再也没有睡过一次安稳觉。但对于能够维持他一家生计的这门生意来说，付出不能安稳睡觉的代价还算值得。

　　这是胡久金一夜当中的第三次起床了。他是夜里12点准时锁上旅馆的门，然后睡在柜台后面的一个小房间里。

　　52岁的胡久金睡眠很好，身子一粘到床，呼噜就响了起来。但嗜睡的胡久金自从做了这门生意后，在睡梦中也要绷着一根筋，或许会有客人来，或许会有客人要出去。

　　果然，正在胡久金做梦的时候，门铃响了。会做生意的胡久金在旅馆的门口安了一个门铃，旁边用不干胶写了一行字：“深夜住宿请按门铃”。睡眼惺忪的胡久金披上大衣，望了望墙壁上的电子钟，凌晨一点了。打开门，一个背着大蛇皮袋的男子站在门口，身上已经淋了雨。“这里住一晚要多少钱？”

　　“20。”

　　“旁边的那家只要15。”

　　“我们这里条件比他们好。”

　　“我明天一大早就走，你看就住几个小时了。”门口的男子把背上的蛇皮袋放下来，鼓鼓囊囊的，里面明显是塞了两条被子。　

　　“那就15吧。”胡久金有点不耐烦，让他进了门，给他一把钥匙，“2楼201房间，自己上去吧，里面还有一个人，这么晚了就不要洗脚了，免得吵醒他们。”

　　“知道，知道。”男子拿了钥匙，把脚步放轻，爬上了楼，一阵开关门的声音后，便再无声息。胡久金脱掉大衣，再次蜷缩到床上，不一会儿的工夫，就睡着了。

　　但到早晨5点的时候，胡久金又被楼梯间里的脚步声吵醒了。原来是一个客人要走。胡久金把客人房间的钥匙要了回来，还给他10元钱押金，随后开了门，“走好。”

　　胡久金再次躺下后，便再也没有睡意，但还是躺在暖暖的被窝里，休养生息。早晨六点，胡久金起床，打开了门，淅淅沥沥的雨滴告诉胡久金，今天的生意不会好。

　　最近的生意本来就没好过。但一天的生意还是在这雨声中开始了。

　　这些巷子 这些旅馆

　　大思古巷20号，久金旅社，老板胡久金，52岁了，52年一直居住在大思古巷的这间房子里。“这还是我爷爷留下的房子。”胡久金说。胡久金的父母生了包括胡久金在内的八个子女。但现在，只有胡久金住在这个比他年纪还大的老房子里。

　　胡久金还清晰地记得，在他很小的时候，这一带的热闹景象。“一到夏天的傍晚，小房子里太热，人全跑到了巷子里乘凉，到处都是人，挤都挤不过去。”想想七八十个平方米的房子要挤10多口人，胡久金回想起来现在都觉得惊奇。大思古巷虽然离中华门城堡只有千把米的距离，但因为在城堡外面，当时就算是南京的郊区了。“大家都很穷。”胡久金说，“其实现在住在这里的也是穷人，有钱的人老早就搬离了。”

　　“穷人”胡久金有一门做卤菜的手艺。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离开工厂后，这门手艺一度成了他一家生活的主要来源。胡久金把自己的房子辟出一部分，开了一家卤菜店。这个只做邻居生意的小店，每月能给他带来一两千元的收入。

　　但就在胡久金还在为自己的小本生意忙碌的时候，他的邻居杨华却发了财。杨华在大思古巷开起了第一个家庭旅馆———杨华旅社，时间是1989年。后来，盐业公司的一个营业房也改成了招待所。

　　“那时他们天天客满。”但做卤菜生意的胡久金却羡慕不起来。“没啥关系，你想开也开不了，这是国家控制的特殊行业。”所以在2002年之前，胡久金每天一大早到菜市场去买鸭子，买各种肉，回来腌制，然后放在玻璃柜里，一斤一两地卖掉。

　　2002年，国家对旅馆业的开设放开了。胡久金立马行动，先在自己的房子上加盖了一层，把建筑面积从70多平方米增加到了140多平方米，然后再花2万多块钱，买了20张床和各种床上用品，每个房间又添置了一台电视机。一切准备就绪后，2002年底，胡久金的旅馆开张了。

　　随后，这里的小旅馆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我们不是有钱才开旅馆，我们开旅馆，就是为了挣点钱，养个家。”就在胡久金他们忙碌着开旅馆的时候，赚了第一桶金的杨华却到夫子庙开了一家宾馆，而杨华旅馆则雇用了其他人打理。

　　这些平民出身的“老板”决定了这些旅馆的廉价性。就拿胡久金的旅馆来说，住一晚只要20块钱，如果是熟客，或者长期包住，12块钱一晚就可以了。“比出租房屋好多了。”胡久金算了一笔账，像他这样的房子，每月出租只有300多元，但他开了旅馆后，只要保证每天有一半的床铺是有人住的，他每月就能有3000元的收入。

　　“很少有客人到我这边来。”

　　但不管如何，这些旅馆都坚持了下来。这一片区马上要拆迁了，开个旅馆，就是营业用房，将来的补偿会比住宅用房多得多。“春节前，政府的人过来帮我们丈量过了，我想这一带很快就要拆迁了吧。”女主人说。

　　客人 客人

　　刘力添的蛇皮袋里已经塞得鼓鼓囊囊的，一条棉被，一套换洗的衣服，一双拖鞋，一个上世纪80年代的瓷缸，瓷缸里又塞了一条毛巾和一把牙刷。刘力添把床上的枕头翻起来，棉被也翻起来，再往床底下看了一下，确信没有东西落下后，他拿了一根绳子，把袋口扎紧，扛着袋子走下了楼。

　　刘力添把房间的钥匙还给胡久金。刘力添要离开南京了。刘力添已经在胡久金的旅馆住了5个晚上。每晚12.5元，这是胡久金能忍受的最低价。

　　刘力添是南通人，50岁。5天前，他背着这个蛇皮袋来到南京，想找一份能够混饭吃的工作，但5天之后，他却不得不回去了。刘力添在安德门劳动力市场守了5天，但没有一个老板愿意要他的。刘力添年纪大了，身上没有任何吸引老板的地方。

　　刘力添只带了200多块钱到南京，他原本计划着一到南京就能找到工作，找到吃饭的地方。但他的算盘落空了。来南京花了50元的车费，住宿5天花了60多元，还有吃饭60多元，当刘力添掏出口袋里的钱，发现它们只够他回家的时候，刘力添不得不退了房。

　　扛着蛇皮袋的刘力添消失在胡久金的视野里。像刘力添这样的客人，对于胡久金来说，还算是好的，“至少他还能付完住宿费再走。”胡久金至少碰到了10多个客人，住着住着最后连房费也付不起了，只好“请”他们走。走的时候，这些客人总是一脸尴尬，“我有钱了一定还你。”但是，胡久金等到现在，没有一个客人来还过他的房费。

　　有时候，面对那些无助的客人，胡久金甚至要倒贴出去。就在前两天，一个叫王阳的重庆人突然来到胡久金的店里。王阳是胡久金的老客了，但是这个王阳已经半年多没来过了。

　　“这么长时间你到哪里去了？”胡久金显得很关切。

　　“我被公安抓了，关进去半年。”王阳从身上掏出了释放证，原来，王阳在做生意的过程中，跟人发生争执，打了别人。随后，王阳把身上的口袋全翻了出来，说：“老朋友了，我现在什么钱也没有，你借点钱给我吧。”胡久金挠挠脑袋，不好意思回绝，掏出了50块钱给他。“借给我100吧，我肯定马上还你。”胡久金只好又掏出了一张50。“再给我两包烟抽抽。”王阳有点得寸进尺。这下胡久金不乐意了，“不行不行，你饭都吃不饱，还要烟干啥？”好不容易打发走了王阳。老婆知道这件事情后，胡久金被臭骂了一顿。

　　但胡久金也有“优质”的客源，吴卫华就是其中一位。吴卫华是高淳人，在南京做收购二手卡车的生意。从2004年开始，吴卫华就住到胡久金的店里了，每天12.5块，节假日就回家，住一天算一天。吴卫华不在，胡久金也会尽量把他的房间空着，不给其他人住。

　　对于吴卫华来说，住旅馆要比租个房子方便多了，可以不用自己叠被子，打扫卫生，衣服脏了，胡久金的老婆也会拿过去帮他洗。有时候，吴卫华也会买上一两瓶花雕，让胡久金的老婆热一下，跟胡久金他们一起喝酒吃饭，俨然成了一家人。

　　一个特殊的常客

　　而胡久金的另一个常客便是傅刚。

　　傅刚是秦淮公安分局中华门派出所分管治安的副所长，而这一片的旅馆，正好在中华门所的管辖范围之内。

　　傅刚经常到胡久金的旅馆里来。住宿登记本是傅刚检查的重点。傅刚几乎每天上班都要到这一带旅馆来转转。“如果小旅馆管理不好，很容易成为一些犯罪分子的栖息地。旅馆的治安搞好了，我们这一带的整个治安状况就会有新的提高。”

　　傅刚召集所有的旅店老板和前台服务员，进行了业务培训，告诉他们该怎么登记客人信息，如何识别假的身份证件，发现异样后，又该如何及时向警方反映。

　　每个月的18日，傅刚还会召集这些旅馆的老板开会，通报最新的治安情况，如果有老板违规，傅刚就会把他当作典型案例来解剖教育，甚至到年审的时候不给他们通过。

　　“我们曾经查到过一次，有一个旅馆的老板竟然让收赃车的人住在里面。”查实后，这个老板竟然喊冤枉，说不知道他们是罪犯，“有一点蛛丝马迹就应该跟我们警方汇报，这个老板明显没有尽好责任，我们对他进行了处罚。”傅刚说。

　　说话的间隙，一个年轻人拎着一个旅行袋走进了店内。“要住宿吗？”胡久金迎了上去。

　　这是胡久金当天的第一个客人。胡久金很认真地为他作了登记。这时，外面的雨暂时停了下来，胡久金走出去，站在被雨水浸泡过的巷子里，眼前还是灰蒙蒙的一片。胡久金想，不远的将来，当这片灰色消失的时候，他又该在哪里？（文中客人为化名）

　　快报记者 朱俊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