诽谤上级的短信言词过激，最多也就是个侮辱人格、侵犯私权的问题，被诽谤者可以诉诸法律，却根本无权动用国家力量来应对。从彭水诗案到平顶山短信事件，反映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某些官员动不动就借助自己手中的公权，把原本纯粹私人的事情，演变成一个公共事件，以国家力量来捍卫自己的个人名誉。这是新形式的公权私用，完全可以称作新形式的腐败

　　河南平顶山市新华区区委书记杜欣，指使他人发手机短信诽谤其顶头上司、现任平顶山市市委书记邓永俭，此事惊动国家公安部，案情很快大白，杜欣随之落马。

　　杜欣落马，当然是罪有应得。因为调查发现杜欣不仅涉嫌诽谤，并且卷入系列腐败大案。而且不止他一人涉腐，他主政下的平顶山市新华区，涉腐官员太多，到了“如果再这样查下去，新华区的官场就要被翻个个儿”的地步。既如此，杜欣实在没什么好喊冤的。

　　但对杜欣的调查程序尤其令笔者感到蹊跷。调查杜欣的腐败劣迹，这是天经地义，但杜欣诽谤上级领导而遭调查，我就百思不解了。市委书记被诽谤，这里受到侵犯的不过是市委书记的私权。一个公民的私权受到另一个公民的侵犯，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民事问题、法律问题，对国家安全、公众安全不构成任何实质性的威胁，因此根本不是一个公共问题、政治问题，如果对国家的法制抱有信心，市委书记完全可以诉诸法庭，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来求得公道，何须动用国家力量？

　　诚然，被诽谤的是市委书记，而且正当市委书记换届之际，但这又能如何？下级难道不能批评上级？下级难道不能反对上级升职？所以杜欣的错误并不在于批评市委书记、反对市委书记当选这个行为本身。他的错误仅仅主要在于使用了过激言词。而言词过激最多也就是个侮辱人格、侵犯私权的问题，根本就没有进入公共政治领域。而短信事件最终被渲染成了一个政治事件，不得不动用国家力量来解决，乃至国家最高刑事侦查机关也卷入其事，这简直是高射炮打蚊子，未免太喜剧化了。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中涵义之一，是对公民私权实行平等的法律保护。一个人不能因为其特别富有，或者特别显赫，其个人私权就应该享有法外的特别保护。个人名誉受到手机短信或者其他形式的侵犯，这样的事件人们其实早已习以为常，也早有完善的应对之道，那就是要么不告不理；要么诉诸公堂，或民事调解，总之是以私权对私权的办法来解决。这样做第一是用尽可能小的成本来解决普通的民事问题，节约公共资源；第二是尽可能避免公权滥用，避免公权滥用衍生的法律面前不平等，及由这种不平等进一步衍生的迫害事件。

　　公权应止步于私人问题，这是法治国家的一个基本准则。所以在发达国家，公众对政治公众人物可尽情嬉笑怒骂，就算骂错了，骂得不合事实不合情理，那也最多只是一个法律问题、道德问题，而从来不可能上升为一个公共安全问题、政治问题。被骂的人实在忍不住，上法庭仍不过瘾，最多也只能把骂人的家伙叫出来单挑，而绝无可能调动自己掌握的公共资源对自己实行特殊保护，以致侦骑四出。

　　但从彭水诗案到平顶山短信事件，却正反映一个相反的趋势：某些官员动不动就借助自己手中的公权，把原本纯粹私人的事情，演变成一个公共事件，以国家力量来捍卫自己的个人名誉。这是新形式的公权私用，完全可以称作新形式的腐败。遗憾的是，我们对此还没有足够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