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剧的社会变迁所引发的心理问题逐渐增多，在适应性较弱者身上则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心理震荡”现象。精神疾病发生的数量已跃居疾病发生率的首位，每年有25万人自杀，成为青年人群的首位死因。

　　（2月25日《中国青年报》）

　　对于终日奔波劳苦、一刻不得闲，为了房子、车子和孩子上学、看病等世俗问题焦头烂额的凡夫俗子们来说，虽然还不承认自己有了“精神疾病”，虽然还没有达到自杀的地步，但身处社会转轨的特殊时代，那种由于社会分化程度加大、利益割据差距加深而带给我们的强烈“相对剥夺感”，却是感同身受的。因此，这种“心理震荡”，其实并不仅仅是针对那些“适应性较弱者”，而是每一个普通百姓的切身感受。

　　所谓“相对剥夺感”，其实并不深奥。农民工兄弟遭遇社会排斥，不能享受城市市民待遇，垄断企业员工享受高薪，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房价不断飞涨让百姓望而却步，人们不能享受同样的社会保障、国民待遇，以及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等等，其实都在不断地冲击着那些“适应性较弱者”的眼球，刺激着他们的神经，步步紧逼，考验着他们心理底线的承受力。于是，如报道所说，随着社会分化程度加大，利益格局差距加深，急剧的社会变迁所引发的“心理震荡”，自然是在所难免。不管你是超脱的“圣人”，还是落入红尘的饮食男女，面对这种“相对剥夺感”，能够做到气定神闲的，毕竟是少数人。

　　要想有效预防和消除“心理震荡”现象，尚须从制度改进入手，以社会公平这一核心价值作为根本，来为社会转轨过程中出现的这种“心理震荡”来烹饪一碗“心灵鸡汤”。因为如果没有制度兜底，可能人人都是弱者；如果没有社会公平作为根本，可能人人都会受到“心理震荡”的冲击。这就需要我们的治道变革要从多方面着手，比如，增加公共投入，让更多的困难群体享受社会发展成果，比如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比如下大力气改善民众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民生难题，比如积极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等等。

　　社会公平的最高境界，是所谓“国家的善意”，即国家以公共福利最大化为其目的。如果能有足够的“国家善意”，将社会“心理震荡”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并不是一种奢望。

　　（石子砚 山东 职员）